车库的门开着

■     红  日

　　其实整个案情你都知道了，再说就是重复。我知道你的目的，你企图从我的口中捕捉到一些东西，用行内的话说就是挖掘出一些深层次的内容。记者实际上就是裁缝师，但是如果你认为他单单是缝制衣服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你也不例外。归根到底你是想了解在这起案件中，我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好吧，就从那天的会议说起吧。那天开会我迟到了。会议的时间是八点三十分，我大概九点这样才到会议室。扣出大伙上洗手间泡茶叶找笔记本等因素，会议至少已经进行了二十分钟。你放心，我尽量说得简练一些。你知道迟到这种行径，在我的身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还在县里的时候，每天我都是第一个来到办公室，像树上的鸟儿梳理羽毛一样，把当天的工作内容细细地梳理一遍，丝毫不敢有一点疏忽。每次开会我都是第一个来到会议室，把位子摆好，把电路闸刀插上去，让黑暗走开让光明进来，让空调变换出季节来，让夏天变成秋天或者让冬天变成春天，让会议室变成一个温棚，让与会人员长成一株株鲜活的无公害。领导们并不是都按时到会的，其个别总是磨磨蹭蹭地，甚至有些极不情愿似地。这样我就不得不打手机，一个一个地催，像敬业的幼儿园阿姨将一群调皮的小朋友都招呼到教室来。现在我居然成为了我当年催促的对象，我居然也迟到了。干部是不是提拔了就会迟到就会懈怠，就要他人催促，就像马儿套上了鞍注定要挨鞭子一样。你说得对！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有时间的话，我们专题探讨探讨。我迟到的原因是因为我失眠。众所周知，睡眠是人包括其他动物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议程，就像领导每天要开会一样，人每天要睡眠。我从当干部的第一天起就害上了失眠，黑夜对于我来说，漫长而恐怖。我最羡慕那些头一挨到枕上就打鼾的人，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的睡眠完全依赖一种名叫地西泮片的药物。按规定这种药物医院一次只能给到八颗，但我一次要一瓶。医院那个走后门为我弄药的朋友警告我说，长期服用安定片会导致性功能障碍。我说我最大的障碍是失眠，而不是性生活。最后我那朋友也吃上了药，像贩毒的人最终也吸上了毒一样。朋友因为担心我干傻事最终导致神经衰弱的，最后不得不依靠药物催眠。昨夜上床之前，我超量服下了四粒地西泮片，然后就像在会议室里等待领导到来一样，等待睡眠的来临。然而睡眠就像日理万机的领导，迟迟没有莅临。我闭着眼睛，遥想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终于在想象的草地上睡过去了，一睡就睡出了太阳。

　　我迈上办公大楼第一级台阶的时候，又耽误了几分钟的时间。阻止我向上的脚步是我背后的一双眼睛。它从我身后不远处的一爿小屋里射出来，似乎在搜寻，似乎在等待……这双眼睛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回头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但是我没有时间去考究，我得立即上楼去开会。走进会议室我遭遇了另一双冒着火花的眼睛，俞平夫阴沉着脸坐在会议室的讲台上。会议室没有主席台，只有讲台。讲台是一张和俞平夫一样年岁的课桌。每次开会，俞平夫就像教授一样坐在讲台上面讲课。俞平夫的脸色很黑，是那种染上去了的黑，洗不掉的黑。我的迟到毫无疑问又添加了一层色素，俞平夫的脸色变得更黑了。很明显俞平夫对我迟到的行径十分恼怒，我的迟到导致他心跳加速血管膨胀甚至可能产生轻微的血栓。俞平夫像一辆熄了火的车子停泊在那里，直盯到我坐下之后才重新启动他的马达。我悄悄地在林副总旁边的一个空位子坐下来，林副总仿佛事先给我预留了位子。我和林副总同一间办公室，无论是在单位开会还是外出听报告，我们两人都坐在一起。我从包里掏出了笔记本，我侧过脸去，想看看林副总都记了些什么，以便了解一下会议的内容，然而林副总的笔记本上没有记录一个字，他在一丝不苟地画一间房子。我看出那是一间车库，车库的门敞开着，露出一辆轿车的头。车头的形状有些滑稽，像一只乌龟头。林副总用他瘦小的胳膊抵着我的肋骨，悄悄地问道，你看这辆车还少哪些部件？我懵懵懂懂地，我有些恍惚。林副总不甘心，再次用他的胳膊抵到我的肋骨上，你再仔细看看嘛！我还是没有反应。林副总抬起头来，引导我朝讲台那里望去。顺着林副总的目光，我看到俞平夫两截裸露在讲台下面的大腿。俞平夫穿的是一条中裤，裤筒偏短而宽。估计是长时间遭受阳光曝晒的缘故，两截大腿紫黑紫黑的，很像菜市上屠夫遗弃在案台下的牛腿。你别笑，我原来养过狼狗，经常去买牛肉的。我突然发现，俞平夫的裤门敞开着。不知是一时疏忽，还是拉链出了故障，裤门敞开呈现一个黑洞。虽然会议室的光线有些暗淡，但那扇裤门却很醒目地敞开在那里，让人联想到裤门里边的某件东西，随着两腿的抖动在无拘无束地晃头晃脑，得意忘形。坐在讲台下正中的是一位女副总，她虽然上了年纪，经历过世面，但仍娇羞难耐，她涨红的脸埋得低低的，鼻尖几乎触到了笔记本上。其他几位副老总有的掩着嘴偷偷地笑，有的极力掩盖自己的表情，仿佛憋着一泡胀得不能再胀的尿。我一下子替俞平夫难堪和紧张起来，这是一种职业的反应。我先前鞍前马后跟着领导，既是参谋长又是形象设计师，时时处处维护领导们的形象。我认为，领导们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一颗牙齿一粒扣子，都关系到国家的形象。领导们疏忽大意的事情时有发生，比如头发忘了梳理，比如鼻孔里的毛蓬勃地长了出来，比如用完餐后门牙上镶嵌了一粒鲜红的肉末。等等。为此我的包里除了文件笔记本还常常配备一些工具，诸如一面镜子，一把梳子，一只小剪刀，一包牙签。但裤门没锁这类难堪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我以前的包里就没有配备修理拉链的工具。我碰了碰坐在右手边的办公室主任王进。王进正在一字不漏地做会议记录，会后他要尽快地形成纪要。我小声对王进说道，老板的车库没关上，你去提醒一下。王进没有反应，我再一次通俗地告诉他，老板裤子的拉链没扯好，你去提醒一下。这回王进抬起了头。然而王进只是抬了一下头，又埋头继续他的抄写。我终于忍不住了，我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我走向讲台去，掏出一包烟来，递给俞平夫一支。我的目的很清楚，我企图希望俞平夫吸烟的时候，悠然地架起他其中的一条腿来，或者改变一下姿势转换一个角度，将那只洞口遮掩了。但是，俞平夫拒绝了，俞平夫用力地摆了摆手，像驱赶眼前飞舞的苍蝇一样驱赶我的烟，我不吸，你也不要吸。我狼狈地回到座位。俞平夫觉得台下的人好像注意力不够集中，于是调转话题，强调会风的问题，先是严厉批评我开会迟到，他说这不是在县里，县里的干部按过去说属于民团之类，松散一些没关系，这是在市里，市里的干部是正规军，正规军的纪律是严明的。然后又延伸到我递烟的行为上，俞平夫盯着我说，你刚来不懂规矩，单位有三个地方是不能吸烟的，一是会场不能吸烟，二是办公室不能吸烟，三是车里不能吸烟。单位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吸烟，那就是厕所。我迎着俞平夫的目光，无奈地点了点头，接受了他的批评。俞平夫的腿张开的幅度，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透过窗户射进来的一抹阳光，静静地斜照在那只洞口上，使之更加醒目……俞平夫抖动着双腿，回到主题上来，他说，下面研究肖丽丽的问题。广告部肖丽丽贪污公款六千元的问题，我们已开会研究了几次。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了，今天的会议要定下来。按照单位员工管理条例的规定，我的意见是，开除肖丽丽的公职。大家有什么意见，请发表。众人一下子避开俞平夫的目光，默不做声，忙着在笔记本上认真地抄写，那样子很专致，让人不忍心打搅。我事前对会议的议题一点不知晓，肖丽丽其人我还未见过面，关于她贪污公款的问题，我更是不清楚，我应该听一听其他副老总的意见后再表态。再说要表态，也该前面的三个副老总先表态，然后才轮到我表态。这不是消极观望，而是常识，是规矩。我单位有四个副老总。无论是按文件任命的先后，还是按姓氏笔划为序，我都是排在最后一个。会场像一面寂静的死水，没有一丝声息。俞平夫看到没人做声就说道，既然大家的嘴都张不开，那就举手表决。同意开除肖丽丽公职的，请举手。十几双眼睛互相观望了一阵后，十几只手犹豫着参差不齐地举了起来。我的右手本能地抬了一下，又放下了。我是在举手的刹那间，突然想起了肖丽丽问题中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六千元钱。我认为，职工贪污六千元钱够不上开除公职，顶多是个警告处分。我的手最终没有举起来。我不是个轻易举手的人，我认为一个人的手，是不能随便地伸出去和抬起来的，伸手和举手是一个人极其重要的行为，都是要负责任的，都需要斟酌的。还在县里的时候，即使是领导们拍板定调了的事，我也会拨出一瓢不冷不热的水，建议对照法律法规再斟酌一遍。就有人批评我摆架子了。朋友们请我吃饭，说蓝主任今晚请你吃饭，你斟酌一下。其实我哪有什么架子，我只是小心谨慎而已。我始终坚持这样一个观点：作为领导的参谋和助手，其工作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让领导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俞平夫很快就发现少了一只手，一只新来的手。这只空缺的手，激怒了俞平夫。俞平夫的眼睛眯缝成一条线，肖丽丽是个美人儿，蓝副总是不是认为开除她有些可惜？这话出格了。作为一把手，怎么能说出这种带有嘲讽意味损害自己形象的话来呢！我愣了一下，但很快就镇静下来。我从事办公室工作多年，没少受领导批评。我认为领导批评是正常的事情，相反要是领导不批评了，那就反常了。我以前告诫秘书们说，我们不但要坦然自若地接受领导批评，还要在领导批评中成长并成熟起来。领导批评就像农民喷洒农药一样，目的就是不让我们这些果子遭受虫灾。俞平夫的话语远远超出批评的范畴，简直是人身攻击了。我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发作，但也没有因此束手就擒。我用温和而委婉的语气说道，我刚上任不久，肖丽丽我还不认识。我只是认为开除她的公职，是不是应该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再斟酌一下，是不是进一步调查以后再做结论，开除一名员工毕竟是一件大事，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不良后果……俞平夫当即打断我的话，你刚来，你不懂，肖丽丽的问题该调查的都调查了，该结论的都结论了，你有保留意见的权利。散会！会议就这样散了。

　　回到办公室林副总把笔记本递给我，蓝总，你怎么没发现呢？这辆车就少两只轮胎嘛……我瞄了一眼，只见两只圆状物垂头丧气地吊在乌龟头的下面。我不懂艺术，但我想象得出林副总那幅画的意境。我不敢与林副总戏闹，这不是一件可以开玩笑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已经惹怒了俞平夫。同时我还意识到，这不是在县里，而是在另一个岗位，我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以前的普通干部，我现在是单位的一个领导者。如果说以前我的意见只是意见，那么现在我的意见就是观点了。意见和观点有层次上的区别。意见只是看法，观点则是态度。副职和一把手观点相左，不仅仅是一种不和谐的行为，而是班子成员之间不团结不统一的一种表现。我必须尽快主动与俞平夫沟通。班子成员之间的沟通，是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的一个渠道，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我必须向俞平夫表明，我在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绝不是有意顶撞，我只是提醒或者提示，就像我递烟的行为一样。作为副手，我是绝对尊重俞平夫的，尊重的成分里包含了维护、爱护和保护。

　　电话就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林副总捂着话筒说，老头子找你了。我的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我一接过话筒，俞平夫就在那边嗡声嗡气地说，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我撂下话筒就感到被动了，我本来是要主动去见俞平夫的，主动向他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现在俞平夫抢先打来了电话，我主动的机会就丧失了。这跟投案自首一样，认定的标识就是主动还是被动，是这样吧？假若我是一名罪犯的话，那么我已经丧失了投案自首的机会。机会就像这个夏天的风一样，一拂而过。

　　推开办公室的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我一阵晕眩。走到楼道拐弯处，我碰到王进夹着笔记本从楼上下来，显然他是刚从俞平夫的办公室出来的。来到我跟前，王进故意打开笔记本，埋头走了过去。我迟疑了一下，就往楼上走去，走到四楼俞平夫的办公室前，我轻叩两下就推门进去，在一张长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上任报到那天坐的就是那张沙发。那时，俞平夫背对办公室的门，正在聚精会神地上网。我和送我的市委组织部麦副部长坐了很久，俞平夫才从转椅上转过身来。麦副部长还未开口介绍，俞平夫抢先说道，知道了。然后就说他很忙，工作上的事以后再说。俞平夫半句欢迎之类的客套话也没有说，见面仪式就结束了。我的心从头凉到脚，显然我的新上司不欢迎我，就像父亲不欢迎儿子擅自拐来了一个媳妇。麦副部长后来安慰我，你这个媳妇是合法的媳妇，是组织选定的媳妇，你只管一心一意地生儿育女。我忐忑不安地坐在那只沙发上，我首先看到了天气预报，俞平夫脸上乌云密布。俞平夫的一只手提示似的按了按裤门，他已经换了一条藏青色的长裤。俞平夫把右腿架到左腿上，有节奏地一荡一荡地，蓝副总，我要很好地和你谈一谈了。我知道，你年轻有资历有能耐，有法律水平。可是我坦白地告诉你，我是不接受你的，其一，组织提拔你到本单位来，事先没有征求本单位意见，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你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对新闻工作你是个外行。本来我是推荐王进同志的，他比你更适合当副总，这个位子本来就是他的，可是你把人家王进同志挤兑了。其二，你组织观念淡薄，缺乏组织原则，你在政治上不成熟。其三，据说你还有窥癖，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你的道德品质有问题，你是个下流的人。作为班子的主要负责人，我无法与你这样的人共事，我要找到组织反映你的问题，要求对你采取组织措施……倾盆大雨铺天盖地而来，把我淋了个严严实实。雨水打湿了我的记忆，我一片茫然，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事前打的腹稿被荡涤得一干二净。我像一匹病马一样打了一串喷嚏，我翕动着嘴唇，竭力要吐出一个字来。俞平夫阻止道，你不要说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双手在膝盖上用力一撑，站了起来。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我继续待在俞平夫的办公室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俞平夫正在气头上，我只能等他消了气，再重新选择一个适当的机会与他沟通。来日方长。走出俞平夫办公室我想起这句可以安慰我的成语。

　　可以抽烟吗？谢谢！我在办公室是不能吸烟的，只能把烟捏到鼻孔前闻闻。我接着说吧。那天我是最后一个下楼的。整个下午我一直在反复领会俞平夫的话，应该说，俞平夫的话不完全是气话，是有感而发的。对于俞平夫所持的这种态度，我丝毫没有意料到，更没有想到俞平夫把问题说得如此严重。用过去那个年代的话说，简直就是“上纲上线”了。我像一头反刍的牛一样反复倒嚼俞平夫的话，进一步理解它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从俞平夫的话语中，我分析概括出三个关键的因素，一是我抢了王进的位子，二是我窥探了他的隐私，三是我反对开除肖丽丽。这三个因素经过俞平夫的提炼，上升到我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的高度。这就不是一般的矛盾和问题了，不是一两句话一天两天所能解释和沟通的了，难怪俞平夫当时一句话也不让我说，后来我从林副总的话中进一步认识到，三个关键因素里面，第三个因素是最致命的，我千不该万不该反对开除肖丽丽。办公室不能吸烟，我只能把一支烟横在鼻孔前闻了又闻。这个动作吸引了林副总，林副总的眼睛从报纸大样上抬起来，想抽你就抽嘛……顿时我眼窝潮湿鼻子酸涩，有一种掏心掏肺的冲动。我承认我是一个容易产生情绪的人，包括现在我跟你说话也明显带有强烈的情绪。请你原谅。我于是将俞平夫的话原汁原味地说给林副总，最后我说，我是待不下去了的，我想请求组织调整我的工作。

　　林副总哗啦一声把大样搁到一边，眼光从眼镜上方射出来，这就是你政治上的不成熟了。调整，调整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就是要调整，那也是组织上的事，不是你个人想调整就能调整。我们一旦走到了这步，整个身子骨乃至灵魂压根儿就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组织了。你请求组织，你怎么请求？就说俞平夫不欢迎你，不接受你，这算什么话？只能说你在闹情绪！跟组织过不去。林副总摘下他的老花眼镜，呵上一口气，用一块小布擦了擦镜片，语调平缓下来，你才到位不久，板凳还没坐暖，就要求组织调整工作，你想一想，组织会怎么个看法？你不能有这种想法，你要学会韬光养晦。韬光养晦，你明白吗？林副总说，我刚来的时候，也有过类似你这样的遭遇，愿意听吗？我点了点头。也是一次类似这样的会议，我从宣传部调过来的第三天，会议研究买一套价值五十万元的彩印设备。我第一个提反对意见。谁都知道这种低档次的设备很容易淘汰，以后再买就是重复投资就是浪费。我哪里知道，头天夜里老头子已跟厂家将设备运来了，会议只是他完善的一个程序。老头子因为这件事一直对我耿耿于怀，也说过要对我采取组织措施，把我晾了好长一段时间，什么事也不给我管，什么活也不让我干……话说回来，你不应该反对开除肖丽丽。老头子为什么要开除肖丽丽？老头子和肖丽丽之间有什么恩怨？不是你关心的问题。要关心的是你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老头子提出开除肖丽丽提几次了，肖丽丽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不上班了，就算不开除也属于自动离岗了。肖丽丽又不是你的什么亲戚，你凭什么为她付出代价！就像当初我一样，我凭什么提反对意见？设备又不是我家的，我那是自找苦吃。前车之鉴，你应引以为戒。找个时间，在他老人家心情好的时候，重新表态一下，不就是再举一次手嘛。凡事要能屈能伸，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妥协就得妥协。投降有时候不是屈服，而是战略。林副总临出门时点拨似地交待道，你请老头子打几个晚上保龄球，老头子最爱打保龄球了。一只小小的乒乓球都能打开中美关系之门，一个十几斤重的保龄球，还撞不倒你和老头子之间的几个障碍？林副总的手在我肩上轻轻地拍了两下。

我下楼来的时候，印刷厂几个女工像一群麻雀一样从厂区里出来，她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吸引了我。我顺着她们的声音望过去的时候，她们突然停止了说笑，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俞平夫被一个女人堵在车库门前，俞平夫刚刚打开车库的门，一个女人冲上去一把扯住他的衣服，并死死地缠着他的一只手臂。俞平夫好不容易挣脱出手臂，又一次被女人捉住了。两人指着彼此的鼻子在说话。不错，那个女人就是肖丽丽。这时我已经来到了楼下。女工们停下脚步，像观看激情广场文艺演出一样观看两人在那里拉扯斗嘴。一个女工评价说，老板麻烦了。另一个女工接着道，可不是吗？看老板那个模样，八成又换了一个新的了，看来老板换女人跟换油墨似的，这个品牌印不清晰，又换另一个品牌，他也不看看机器都老化到了什么程度！那个时候，人群像蚂蚁发现了骨头一样，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我挎着包走到车库那里，犹豫了一下就埋头绕了过去。我第一个反应是，眼前的场景涉及到俞平夫的隐私问题。我已经犯了窥探隐私的低级错误，这样的低级错误我不能再犯了。我继续往前走去，走到大门的时候，我突然停下来，脑海里出现了一只液化气钢瓶，一只搁在县长办公室门前的液化气钢瓶，“老上访”王福琨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千钧一发之际，我冲上前去，疾手抢过“老上访”王福琨的打火机，将他扑倒在地……我迅速转过身来，返回到车库那里。我掰开人群，走上前去，对那个女人说道，俞社长有重要接待任务，你有什么问题请跟我说。女人死死地抓着俞平夫的手，他不说清楚，我就不放他走。我掏出手机来，既然这样，我只好报警了。女人一听，松开了俞平夫的手。俞平夫像一只松鼠一样，飞快地逃遁了。我成为了女人的猎物，女人紧跟我上楼，在我的办公室里，女人告诉我她就是肖丽丽，那个时候我才正式认识了肖丽丽。俞平夫说的没错，我看到了一张版面设计得很精美的脸。然而这张精美的脸充满了憔悴和伤感，白皙的脸上洇满了泪痕。我用一次性的杯子给肖丽丽倒了一杯水，搁到她前面的茶几上，我说你喝水。肖丽丽端起杯子一口气喝了。我说你有事为什么不到社长办公室来说，非要在车库门前截住他不可？这对他影响不好，你知道不知道？肖丽丽就哭了起来，说保安不让她上来，他们还用警棍击打她……我想起藏在楼下小屋里的那双眼睛，那肯定是肖丽丽的眼睛。肖丽丽一哭就没完没了。我劝也劝不住，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就无法说话了。肖丽丽扬起一塌糊涂的脸，说对不起蓝副总，就走出了我的办公室。

　　我一直没有机会请俞平夫打保龄球，因为王进交给我一个任务。对！是王进交办的。俞平夫那天下午被肖丽丽缠住后就不见踪影了。王进在他的办公室里向我传达俞平夫的指示。王进虽然只是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却和俞平夫一样拥有独立的办公室。王进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悠然地吸了起来。王进不仅有独立的办公室，而且有自由吸烟的空间，他可以不在厕所里吸烟。王进有这个特权。特权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特权只限于特定的区域和特定的人群。

　　我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等候王进发话。王进隔着大班桌远距离盯着我，你怎么不做笔记？凡是老板说的话都要记录，凡是老板的指示都要落实。我急忙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王进见到我拿出笔来之后伸出一只手指，你负责对肖丽丽宣布，开除她的公职。你先口头宣布，文件随后下发。王进伸出第二只手指，肖丽丽的问题已经调查清楚，所有的调查材料都在里边了。王进手里扬起一只卷宗。王进伸出第三只手指，目前你的分工还没有明确，要等到你试用期满后才具体安排，你暂时负责单位的治安工作……王进的三只手指在我面前威严挺立，它们在半空中稍作休憩之后，按出场的先后有秩序地收拢，最后组合成一只拳头。王进扬着拳头配合他的语调，每一个阶段的工作都有它的侧重点，当前，治安工作是我们单位工作的重中之重，稳定压倒一切。我记录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抬起头来，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王进，王进两边嘴角溢满了白沫。我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过去递上一包纸巾，顺手拿了那只卷宗。王进没有接我的纸巾，反而递过一张白纸来，说你写张收条，这是手续。我掏出笔来，问他怎么写。王进说就写收到卷宗一本。我照着王进的意思写了。写完落款，王进打开一盒印泥，叫我在名字上面摁个指印。我用食指摁了一个指印。王进说摁错了，要用母指摁。我用母指重新摁了一个指印。王进说不行，一张收条怎么能有两个指印呢！你这是一错再错。重新写重新摁！我只好重新写了一张收条，用母指摁上一个鲜红的指印。整套工序完成之后，我有一种很不自然的感觉，我仿佛被带进了一个黑洞洞的地方，铁门在我的身后哐当一声关上。我下意识地看看四周，发觉王进办公室里的光线很暗淡，照在窗户上的阳光，被一层厚厚的窗帘不由分说地遮住了。

　　沿着楼梯台阶，我一级一级地下到我的办公室。俞平夫的意图很清楚，他已经给了我台阶，一级一级地走下去。其实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大致描绘了一下，整个程序大概就是这样，由办公室或者由我直接通知肖丽丽来，然后我像念文件一样念道：肖丽丽同志，经单位研究决定，开除你的公职。末尾最多加上这么一句，这是组织的决定，请你服从。宣布开除一个人和提拔一个人的决定，其程序一模一样，只是字眼不同而已。宣布了这个决定，我就在俞平夫那里交了差，或者说得到了解脱。本来嘛，这事根本就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才来不知情，不知情者不问罪。我那天要是举起了手，就没有这个被动的局面了。纵然会议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那也是集体的错误，我操什么心呢！再说集体做出的错误决定，我一个人能纠正过来吗？现在看来，我是自寻烦恼自找麻烦，闲得无聊捉个跳蚤丢到裤裆里来了。

　　那天下午林副总没来，估计是钓鱼去了。林副总被俞平夫晾起来的日子里，就天天去钓鱼。林副总说钓鱼的过程，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林副总被解脱后，久不久又去钓它一竿。林副总不在办公室这让我有点底气不足，如果他在场的话，我会感到踏实一些，毕竟是宣布开除一个人的事情，就像一个正在吃饭的人你突然抢过他的饭碗一样。我决定叫王进负责通知肖丽丽到我的办公室来。找人办事发通知，这是办公室主任的职责，你不干谁干！我拿起话筒准备按键的时候停住了，我的眼睛落在那只卷宗上，那只鼓胀的卷宗提醒我，我对肖丽丽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我不能为了宣布而宣布，宣布之前我起码得掌握一下她的基本情况。我打开了那只卷宗，抽出一沓厚厚的调查材料及附件。调查报告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肖丽丽背着单位领导，以欺骗的手段从财务科领取公款，名义上为单位联系广告，实际上占为己有，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贪污公款的事实。从附件里我看到肖丽丽的借款单。借款单不是原件是复印件。借款单上这样写道：今借到公款六千元正，作为联系广告业务活动经费，广告合同签订后从提成金中扣出偿还。肖丽丽。2000年9月18日。借款单上没有俞平夫的签字。没有俞平夫签字同意，肖丽丽怎么能从财务科借到钱呢？中国的财务管理从上到下一个模式，执行的都是“一支笔”制度。我在县里几乎天天都要在秘书司机们的发票单据写上“同意报销”、“同意开支”之类几个字，这就是说，只有在单位一把手或者一把手授权其他领导签字的情况下，职工才能从财务科那里拿到钱。财务科在没有见到俞平夫签字的情况下，为什么就把款项借给肖丽丽了？很明显，这是一份站不住脚的调查报告。其次是贪污这个定论不准确，肖丽丽只是借款未还，不能定性为贪污。

　　肖丽丽由一个保安带到我的办公室来。肖丽丽在昨天坐过的位置坐了下来。我以为肖丽丽还会再哭一场，受尽委曲的女人都是这样。哭是女人抒发情感的一种方式，也属于排泄的范畴。那天肖丽丽不但没哭，而且异常平静，她先开了口，说蓝副总，你找我来，是不是要宣布开除我的公职？我一愣，问她你听谁说的？肖丽丽说听单位的人说的。单位的人都知道了，肖丽丽都知道了，我还有宣布的必要吗？我自己问我自己。从这点你可以看出我的态度来，我还是坚持我原先的观点，不能开除肖丽丽。我对肖丽丽说，叫你来想了解一下你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肖丽丽说还有这个必要吗？我说有这个必要。我说你借了公家的钱为什么不还。肖丽丽的态度很强硬，她说我为什么要还，我不但不还我还要拿回我应该得的广告提成。我问她什么广告。肖丽丽说移动公司的广告，是她去找陈总联系的，四十万广告费早已拨付给报社了，但是俞平夫不承认是肖丽丽联系到的。这事后来我专门问过财务科，移动公司确实和报社签订过一份广告合同，广告费也已拨到了报社的户头。我说既然是你联系的业务，为什么不按规定给你提成？肖丽丽就哭了，哭了一阵，肖丽丽瞪着一双红肿的眼开始了她的叙述。广告部前后有几个人为这个业务去找过陈总，陈总始终不屑一顾。这回是肖丽丽去，陈总见到肖丽丽眼睛就亮了。不过陈总说，你想出一句令我心动的广告词再来找我。肖丽丽回来就开始琢磨广告词。肖丽丽大学读的是中文，诗歌写得不错。广告词说到底就是诗的语言。肖丽丽绞尽脑汁想了几天想出了一句。当天，肖丽丽找到俞平夫，说出她再去移动公司找陈总的想法。俞平夫说好，好，好。俞平夫连说了三个好字。俞平夫说移动公司是个大户，千方百计把它拉过来。肖丽丽要求预借六千元钱作业务经费，等合同签订后从提成金中扣出偿还。对六千元这个数额，肖丽丽是做了预算的，请陈总吃一餐像样的饭，至少要花两千多元，再送给陈总两瓶好酒两条烟要花三千多元。肖丽丽认为光有一句好的广告词是不行的，还需要进贡。俞平夫接过肖丽丽的借款单后，很快就在上面签批同意。肖丽丽回忆说，她记得清清楚楚。俞平夫在借款单上写了七个字：同意支出俞平夫。华灯初上，肖丽丽稍作打扮就出门了。在衣着的问题上，肖丽丽有她的观点，她认为衣衫不仅仅遮身蔽体，还是一个人的广告词，太过于鲜亮或过于袒露，只能造成误导。所以走在街灯下的肖丽丽，只是一身朴素的衣衫，一件有领子的蛋黄色长袖衬衫，一条黑色中裙，一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坤包。尽管如此，走在人海中的肖丽丽依然出类拔萃，风姿迷人。肖丽丽来到酒店贵宾台，将购买烟酒的现金交给服务生，由服务生照肖丽丽事先列好的单子，一样一样地落实。待陈总来到之后，服务生就把烟酒交给司机，放到陈总流动的仓库里就行了。这个流动的仓库，就是陈总座车的尾箱。

　　肖丽丽进入预订的KTV包间。陈总说了他不吃饭，同意喝茶唱歌。肖丽丽在包间里点好果盘和酒水之后，穿吊带裤的陈总依约而临。陈总神采飞扬，浑身散发烟草味的香水。一进到包间，陈总迫不及待地说，说出你的广告词来，你已经让我几天坐立不安了。肖丽丽把手从陈总潮湿的手心里抽出来，说您先坐下来喝一杯茶。陈总刚坐下手机就响了，陈总喂喂几声，又看了看手机，嘴里嘟囔怎么没有信号？肖丽丽接过话道，信号不好，请用移动！你说什么？陈总像注了兴奋剂一样激动。肖丽丽重复一遍，信号不好，请用移动。经典，太经典了！陈总那只肥硕的手落到肖丽丽的肩上，然后顺着她的纤腰往下滑落。肖丽丽轻轻地将那只手移开的同时，引导陈总坐到了真皮沙发上。肖丽丽告诉我说，那天晚上他和陈总根本就没唱什么歌，他们一直都在谈广告词的创意，谈公司的形象宣传。陈总当即同意做广告，广告词就用那句话：信号不好，请用移动。陈总叫肖丽丽第二天就去公司签合同，合同金额一年四十万。后来……肖丽丽对我说，后来陈总就不停地劝我喝酒，喝到最后陈总对我说，移动虽好，但我喜欢联通……开始我以为陈总是在开玩笑，他一个企业公司的老总，怎么会喜欢竞争对手呢？直到陈总把我压到沙发上之后，我才明白陈总“联通”的意思。肖丽丽拼命挣扎，逃出了那个包间……第二天肖丽丽去公司找陈总签合同，刚进他的办公室，两个保安就把她轰出来。肖丽丽说到这里，眼泪一串串地滚落下来，她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实在是迈不出那一步……肖丽丽说后来她知道广告部另外一个女孩和陈总签了那份合同。那天我和肖丽丽的谈话内容大概就是这样，我没有宣布开除她的公职。

　　我还走在去单位的路上林副总就打我的手机，林副总说你怎么还不来，老头子通知开紧急会议。我问什么议题？林副总说我也不知道！蓝副总你在吃早餐吗？别吃了，赶快过来开会，老头子的脸像是被马蜂蜇了，一脸的肿胀。我一口气跑上楼来，进入会议室还没坐下，俞平夫就呵斥我道，你怎么又迟到了？你怎么每次开会总是迟到！你以前在县里也是这样散漫吗？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机，我只耽误了六分钟。我没有作任何解释，因为迟到六分钟也是迟到。我仍然在林副总旁边的那个空位坐下来。俞平夫黑着脸宣布开会。他说今天的会议还是关于肖丽丽的问题，上次会议我们已通过了开除肖丽丽公职的决定，会后决定由蓝副总负责对她宣布会议的决定，可是直到现在，蓝副总迟迟没有执行这个决定。我不知道蓝副总是出于什么原因，出于怎样的态度？我想让大家听一听他的意见和看法……俞平夫说完，就有几双眼睛朝我这边望过来。林副总用他瘦小的胳膊抵到我的肋骨上，暗地里使了些劲儿。我不明白林副总是提醒我说话，还是要我保持沉默。我认为我不说是不行的，因为俞平夫已经提出了问题，作为当事人的我必须回答。另外在上次会议上，我没有完全说明清楚我的意见和理由，今天，我必须把我的理由说得明明白白。这样想了，我就有了说话的冲动和表达的欲望。我清了清嗓子，咽下了一口痰水，用一种平缓的语调说道，我个人认为，不能开除肖丽丽公职有两个理由，根据干部处分条例规定，个人借用公款超过六个月不还，情节较重的，可以构成借用公款错误，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肖丽丽借用公款六千元，时间超过了六个月，可以构成借用公款错误，应该处以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但达不到开除公职……我还没有说完，俞平夫就作了归纳和定调性的讲话，蓝副总的意见，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并不能代表社务会议集体通过的决定。蓝副总的依据是干部纪律处分条例，我不知道他是否认真地学习过这个条例。这个条例主要针对领导干部。肖丽丽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入党积极分子，更不是领导干部，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单位员工。这个条例不适用于她的问题，她的问题只能依据单位员工的管理条例来处理。蓝副总如果不了解单位员工的管理条例，就先去学一学。王主任你找一份我们的条例给蓝副总。俞平夫最后拍板说，上次会议对肖丽丽做出开除公职的决定没有改变，鉴于蓝副总拒绝执行会议决定的情况，现在由林副总负责对肖丽丽做出宣布，会后就宣布。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我刚要走出会议室时，俞平夫对我说你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

会议室剩下俞平夫和我两个人。俞平夫从讲台上走下来，坐在林副总刚才坐过的那个位子上。俞平夫换了一副面孔，他的脸上甚至有了一些笑容。俞平夫用另一种口气说，我给你破个例，你可以抽烟。我摇了摇头。俞平夫又说，你抽嘛。我还是摇头，此时此刻，我一点烟瘾也没有。俞平夫掏出一包烟来，递给我一支，我拒绝了。俞平夫自个把烟点燃吸了起来，然后把那张椅子移到我的对面，他说，从这段时间你的表现来看，你和我在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很不一致，你一来，就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开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你动不动就提出个人的看法，保留个人的意见，照这样下去，还讲什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还讲什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俞平夫又点了一支烟，把话说得更加明了，依我看来，根据你目前的表现，你已不适合在单位继续干下去了，你还是主动一些比较好，我希望你自己去跟组织说一下，自己主动提出换岗的要求，组织会同意你的请求的……我默默地站起身来，俞平夫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已经无话可说。

走到会议室的门口，我转过身来，伸出手去，这是我调到单位后第一次和俞平夫握手。报到那天，我远远地伸出手去，但俞平夫好像没有看见我那只手。望着满脸黑斑的俞平夫，我真想提醒他找个时间去医院拍个胸片，因为我听我那在医院工作的妻子说，早期肺癌处理得早，处理得好，存活率还是很高的……

　　我一直到后来才明白有人在我和林副总的办公室装了窃听器，这种在电影里才看到的镜头，竟然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之中。在那一段时间也就是俞平夫和我最后摊牌之前，我和肖丽丽又有了两次的谈话，我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俞平夫要和一个普普通通的员工过不去。毫无疑问，我们的谈话内容俞平夫已经掌握一清二楚。肖丽丽说她刚分配到单位不久，俞平夫就约肖丽丽到某某宾馆517号房去谈一个重要的采访事宜。当时肖丽丽没有犹豫就去了。到了某某宾馆517号房后，俞平夫并没有谈采访的事，而是和她作了一番类似考核式的谈话。

　　当记者好不好？

好！

当一个记者最基本的素质是什么？

　　责任。

　　不！是奉献。

　　肖丽丽还弄不明白的时候，俞平夫就一把抱住了她。肖丽丽奋力挣扎，越挣扎俞平夫抱得越紧，情急之中肖丽丽弯曲膝盖，朝俞平夫一处凸兀的部位，狠狠地撞击了一下。这一撞就把俞平夫撞到了医院。俞平夫还在医院里肖丽丽就被宣布从记者部调到广告部。向肖丽丽宣布这一决定的是林副总。那时候林副总刚刚得到解放，俞平夫让他暂时分管广告部。在外人的眼里，广告部是个淌满油水的部门，殊不知广告部的日子很不好过。广告部除了要赚钱养活单位的人以外，还要自己找米下锅，任务指标不完成，不但没饭吃，还要下岗。这些年来单位广告的收入滑梯似的逐年下降，日子格外艰难。肖丽丽调到广告部之时，正是单位日子最艰难揽广告任务最重的时候。肖丽丽一个新面孔，她一个客户也没揽到。但是肖丽丽不死心，最关键的是她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她坚信只要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发挥才干的平台，就会拥有一切。特别是她目前的状况，不允许她失去这份工作。这一年来肖丽丽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化最大的是她的婚姻。肖丽丽被停职不久，丈夫魏胜红单方面提出离婚。肖丽丽和魏胜红是大学同系同学。肖丽丽是大学里的校花，魏胜红则是个才子。自古才子配佳人。大一时两人开始相恋，大学毕业后，肖丽丽跟随魏胜红来到远离家乡的这个小城市。魏胜红分配到市府办当秘书，肖丽丽到单位当记者。一年后他们的爱情结晶———女儿降临了。记者工作分外的忙，俞平夫几乎把所有重大的采访任务都交给了肖丽丽，并经常带她出去采访，短的几天，长则达半个多月。肖丽丽为此感到很内疚，尤其是被俞平夫骗到某某宾馆517号房后，肖丽丽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丈夫。肖丽丽说她是那种传统的女人，她格外珍惜和魏胜红的感情，像维护社会稳定一样维护夫妻之间的关系。肖丽丽调到广告部后，应酬明显地增多了。揽广告不是打个电话就可以揽得来的，得跑动，得攻关。但肖丽丽有她自己的底线，只喝酒只唱歌，不跳舞不上床。尽管如此，魏胜红还是不能接受肖丽丽身上的酒味。单位有人不断地给魏胜红打电话，说他的妻子红杏出墙，犯了生活作风的错误。魏胜红觉得丢尽了脸面，一气之下辞去公职，到省城开酒店去了。魏胜红回来办理离婚手续那天，女儿一见到爸爸，撒开步子扑了上去，却看见爸爸的身边站着一个嚼口香糖的阿姨。女儿停下了脚步，战战兢兢地退回到肖丽丽的身后。肖丽丽一看这情景，整个心儿都碎了，满腹委曲的她狠不得咬断舌头，死在魏胜红的面前。魏胜红走了，抛下肖丽丽和他们的两岁的女儿。尽管肖丽丽天生丽质，但她毕竟三十岁了，身后还拖着一个女儿。这个时段的女人一旦离婚，就像金黄的稻田突然遭受涝灾一样，果粒无收。婚姻是女人的收成，没有收成她们就沦落为灾民。但是，肖丽丽没有沦落为灾民，她的身边很快就冒出一些慈善的人。他们像民政局的干部一样，关心着肖丽丽的荒月。他们愿意在一个国家的原则下，和她建立友好关系，对她的灾后重建给予无偿的经济援助。肖丽丽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很简单，肖丽丽解不开她的裤带，一条打了死结的绳索。换了别的女人，也许她们一刀就把这条绳索割断了。但这个女人偏偏是肖丽丽。

　　那天中午肖丽丽敲门的时候，我正在屋子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从会议室出来我直接回到了宿舍。这间宿舍是我自己花钱租的。报到那天，俞平夫说了，单位没有房子，住房问题由我自己解决。我只好到距离单位较近的市收容站职工宿舍租了这间房子。我吸着烟，我把俞平夫的话从头到尾复习了一遍，俞平夫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看来我不主动是不行了。按照俞平夫的态度，我不主动去找组织，他也会去找的。很明显，他已经作好人事安排。俞平夫这是再一次给我台阶，让我走出单位大门的时候体面一些，单位的人会这样说，是我自己要求调出去的。而一旦俞平夫出面了，我就可能有些被动，到那时我就是长着两张嘴巴也说不清楚。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就目睹过，当年有一个副上司，就是因为和上司长期不合拍，最后被调到一个偏僻的县去当政府助理调研员。

我隔着铁门对肖丽丽说，你来干什么？我确实有些不安，我这间房屋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女人的影子。我犹豫着给不给肖丽丽开门。肖丽丽说，来看你一下都不行吗？我打开房门让进肖丽丽。肖丽丽进入房间没有坐下，直接进到厨房里去。一会儿，厨房里就响起了锅碗瓢盆的声音。这种声音像一支乐曲，悦耳动听，引导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起来。我这才意识到，我还没有吃午饭。我的早餐也没有吃。

厨房里飘出一阵阵香味，坐在客厅的我通过香味能够分辩出肖丽丽到底炒了什么菜。我自己明白，我的冰箱里其实只有一块腊肉。这块腊肉的香味，立即让这间清冷的房屋生动起来，让我的躯体蓬勃起来。就在这一阵阵腊味里，我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我从包里找出电话号码本，拨通了黎书记的手机，您好！黎书记，下午我有件事情跟您汇报。黎书记在那边爽快地答应了。我决定找到黎书记，把到单位后发生在我身上的所谓的问题，仔仔细细地作个说明，当然，我不会提出调离单位的请求。用林副总的话说，我绝不会跟组织闹情绪。我相信我不会是第二个林副总，像一块肉一样被晾起来。我还要提醒俞平夫尽快到医院拍个胸片，早病早治，不可拖延。我还要安慰肖丽丽，冷静地面对单位会议做出的决定，让她耐心等待，相信问题终将得到解决的那一天一定会来临。

肖丽丽端上了饭菜，一碟闷腊肉，一盘炒青菜，一盆咸菜汤。她问有酒吗？我说你要喝酒？肖丽丽说借你的酒表达一下我的谢意。我说小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要冷静对待……说实在话，我从认识肖丽丽到全面掌握肖丽丽的真实情况之后，我对这个女人的遭遇充满了同情。我有些犹豫，该不该把上午会议的决定告诉她？肖丽丽说，我什么都知道了。我说你都知道什么了？肖丽丽说我终于被开除了。    我说谁向你宣布了？肖丽丽说林副总向我宣布了。肖丽丽端起酒杯，和我碰了一下，说干了。我们一起干了。肖丽丽说不管怎样，今生今世我永远感激你。肖丽丽又倒了一杯酒，说蓝副总，我知道因为我的事，你受了牵累。我否定道，别胡说！我没有受到什么牵累。肖丽丽说我都知道了，我是要报答的，一定要报答的……我从肖丽丽的眼里看到一束熊熊燃烧的火焰。这束火焰让我感到惶恐，感到忧虑。我把酒瓶拿过来，我不能让肖丽丽再喝了……

林副总已经在看大样，他的桌上有一只食品塑料袋，里边是几只小笼包子。我有些奇怪，说林副总中午你没回家呀？林副总一脸凝重，答非所问道，整个中午我都在想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周恩来。我始终弄不明白，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到底是什么力量，什么因素促使他忍辱负重，排除万难，鞠躬尽瘁，让我们这列社会主义中国的火车沿着轨道一直开下去……周恩来在那个年代也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但是，全国人民原谅他呀！我直接问他，你向肖丽丽宣布了社务会议的决定？林副总反问道，能不宣布吗？我说肖丽丽她会原谅你吗？林副总说我不知道。林副总抓起一只包子，慢慢地吃了起来。

快要下班的时候，我对林副总说，我到市委去一下。林副总说真的去呀？林副总有些惊讶，我说过的，没这个必要吧。我说有这个必要。我告诉林副总，我已经向市委办通报了，黎书记正在等着见我。林副总说你要找黎书记？我说对。林副总说难道你去意已定？我没有做声，我认为没有必要把一切都告诉林副总。诚府深浅往往是衡量一个领导是否成熟的标志。在这方面，我尚欠火候，我还需要修炼。林副总说，    去说明一下情况也可以，但我还是建议你，千万不要提出换岗的请求。林副总说叫王主任送你去吧。我说算了，我打的过去。林副总坚持要王进开单位的“本田”送我过去，说着就打了王进办公室的电话。

那天下午夕阳静静地照在车库的门上，留恋地反射出一片暗淡的血色。王进抢先一步来到车库门前，他听林副总说要他送我去组织部之后，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在车库门前，王进正摸着口袋找钥匙，他咦了一声，这车库怎么没锁呢？我当时见到车库的门确实没有上锁。王进把一边的门拉开，正要拉开第二扇门时，他猛地退了一步，惊叫一声车里有人！我，我怕……王进一步一步后退。我疾步上前，进到车库里，我悄悄地接近车子，一把拉“本田”左后门。我一下惊呆了，俞平夫裸着下身，斜躺在后座上，他的胸前是一滩变黑了的血迹。俞平夫的旁边躺着一个女人———肖丽丽。我对王进吼道，赶快拨打110！王进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很快两辆警车呼啸着开进单位大门，几个警察分别从车上跳下来，急匆匆地进了车库。一个警察拿着照相机，对车子和车里的俞平夫和肖丽丽的尸体进行拍照。接着俞平夫的尸体被两个警察从车里抬出来，放到地板上。一个警察照着手电筒，翻了翻俞平夫的眼皮。肖丽丽的尸体被另外两个警察也从车上抬下来，和俞平夫的尸体并排躺到一起。

车库门前很快聚集了众多的人群，人们伸着脖子往车库里张望，几个青年人不顾一切往车库挤进去，立刻被警察喝住了。车库里俞平夫赤裸的下体，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我感到很不自在，我在内心里为俞平夫难受，我钻进车里，找出俞平夫裤子，蹲到地上要给他穿上。我刚弯起俞平夫的一条腿，就被警察阻止道，别动！我只好作罢。警察们在确认两人均已死亡之后，当场进行尸检。

车库的大门被关上，只留有一道缝隙，射进一丝淡淡的光线。俞平夫的上衣被脱下来，他的胸口有一处刀伤，显然这就是致命伤，同时在他的阴部的上方，还发现了另一处伤口。对肖丽丽尸检比较繁杂。肖丽丽穿了很多的衣服。她的一只袖子上还束了一道黑纱，显然她是按照风俗提前给活着的父母守孝。警察们很费力地将她的身体都检查了之后，才在她的左手腕上发现一道细细的刀痕。警察又在她的体内提取了一些污物。最后警察在车上找到一把匕首和一块刀片。后来殡仪馆的车子也来了，俞平夫和肖丽丽的尸体被抬上车子。

殡仪馆的车子开走不久，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几个人就来到了单位，把我们几个副老总们都集中到会议室。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几个副老总都显得手足无措。还在现场时，从不抽烟的林副总就问我要了一支烟，刚吸上一口，就呛着咳得泪流满面，旁人以为他是悲伤过度。我在叫王进给殡仪馆给俞平夫和肖丽丽的家属打电话之前，亲自给黎书记和分管的副书记、组织部和宣传部的领导都打了电话，及时汇报单位发生的这起案件。会议开得很简短，几个领导作了相同的两点指示，要求公安部门立即展开侦破，及早作出结论，向市委作出专题报告。立即成立以麦副部长为组长、我为副组长的善后处理领导小组，妥善处理善后工作，避免媒体肆意炒作，造成不良的影响……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我带着单位几个人，坐着印刷厂的一辆“五菱”面包车赶到殡仪馆去。

面包车在远离市郊的一座山坡上停住，我从车上下来，只觉得山风呼呼地吹来，四周一片黑暗。远处是几座平房，透出昏黄的灯光。从一间房子里，传出一阵又一阵揪心的哭泣声。昏暗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走过来，远远地朝我伸出手。我犹豫了一下，握住了他的手。我想起曾在报纸见过此人的照片，知道他是殡仪馆的馆长。馆长告诉我，工作人员已分别将俞平夫和肖丽丽的尸体清洗清楚，穿了寿衣，并已给他们化了妆，现在就摆放在冷冻室里。我当即问他道，是一起摆放的吗？馆长说是的。我说分开，立即分开。我走进宾客室，俞平夫的老婆在拼命地挣脱旁人的束缚，嚷着要去看俞平夫一眼，跟他说几句话。她说现在老俞的脑子还清醒，还能听到她的声音。几个人在竭力地拉着她，阻止她到停尸房去。我上去安慰了几句，老妇人还是不停地哭闹。

当时肖丽丽的家属还没来到，估计最早也要半夜才能赶到。从肖丽丽的老家赶到这里，要十几个小时的车程。魏胜红估计是不会来的。尽管我已交代王进打了电话。肖丽丽的女儿呢？我突然想了起来。肖丽丽的女儿现在到底在哪里？我立刻叫来一位女编辑，吩咐她马上下山，到托儿所去寻找肖丽丽的女儿。我交代馆长，分别在两个地方设立两个灵堂。

夜里，肖丽丽的灵堂最后设立起来的时候，她的女儿被女编辑抱来了。女孩很乖巧，很漂亮，长着一副和肖丽丽一模一样的脸蛋。我一把将女孩接了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泪水在我的眼里储蓄，然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女孩闪着乌黑乌黑的双眼，直愣愣地盯着我，摇了摇头，在她的眼里，这位哭着鼻子的大伯一点都不乖。她不明白她的妈妈永远离开了她，她以为躺在冷冻室里的妈妈跟平常睡觉没什么两样。这个时候门口传来一声粗粗的嗓音，请问哪个是蓝副总？我说我就是。我转过身来，我的面前站了一个矮墩墩的壮汉。壮汉瞪着我，你就是？我说我就是。你他妈的害死了我爸。壮汉嗖地击来一拳，我躲闪不及，拳头重重地落在我的嘴巴上。肖丽丽的女儿哇的一声在我的怀里哭起来，在一旁的女编辑急忙将她抱了过去。有话好说，不要动手。我抹了一下嘴上的血迹。我今天就是要动手。壮汉又挥拳击了过来。我后退避让。壮汉一步一步进逼，我一步一步后退。退到墙角处我站住了。当壮汉狠狠的一拳击过来时，我右手顺势一带，左腿悄然一绊，壮汉“扑通”一声摔在地上。我搓了搓手，对地上的壮汉说，到底谁害死了你的父亲，公安局会告诉你的……

那天夜里一辆警车将我从山上接到山下，然后又把我送回山上。在市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里，我接受了刑侦支队长银志益的讯问。银支队长说，从现场的情况分析，案情大概就是这样，肖丽丽进到车库里以后，把俞平夫杀害然后割腕自杀。这里边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肖丽丽把俞平夫引诱到车里把他杀了；另一种肖丽丽千方百计拿到车库的钥匙后，潜到车里去等候，然后把俞平夫杀了。有些情况需要核实，请你如实向我陈述。我对银支队长说，你问吧，我知道的都告诉你。银支队长说，有人反映，肖丽丽当天中午曾到过你的宿舍。到过。我如实回答。我补充道，我们一起吃了中午饭。银支队长说，你们都谈了些什么？我告诉银支队长说我主要是安慰她，正确对待会议做出的决定。我解释说，事先我并不知道林副总已向她作了宣布，是她来了以后告诉我的。银支队长问我，是肖丽丽自己去找你，还是你叫她过去？我回答道，是她自己来，我事先不知道她要来。银支队长进一步了解情况，据调查，你不同意开除肖丽丽的公职，你先后在两次会议上，提出反对开除肖丽丽公职的意见。我说的确是这样。我认为按照法律法规，肖丽丽的问题均构不成开除的情形。银支队长说，你除了安慰她以外，还对她说了什么话？

没有。

你有车库的钥匙吗？

没有。

银支队长站起来把讯问笔录递给我，你看一看，如果没有什么意见就在上面写上“以上所说属实”并按个指印。我按银支队长的要求写了，然后用母指在笔录上面摁了个指印。我这次记得很清楚，凡是摁指印的，要用母指。做完这一切后，我犹豫地朝银支队长伸出手去，还有什么事吗？银支队长说，我还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要带行李吗？我问的是时下的一句流行语。时下很多人被突然或临时通知去开会甚至赴宴时，都情不自禁这样问道，何况我已身处此情此境。银支队长说我带你去一下医院。

医院？

对，医院。

警车在开往医院的路上，我就明白了一切。银支队长是要带我去做一项检验。这项检验英文的缩写是“DNA”。很明显，警方已经验出，残留在肖丽丽体内的精液不是俞平夫的。那么到底是谁的呢？案发前和肖丽丽有过接触的人，理所当然就是排查的对象，任何一个警察都会这样做，我当了警察也会这样做。这样想了，我就有一种轻装上阵的感觉。

银支队长把我带进一间屋子就出去了，随后进来一个穿白大褂戴口罩的老医师，他递给我一只玻璃杯子，一本正经地说，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弄吧！我紧张地点了点头。这是一只精致的杯子，这种杯子我太熟悉了。在酒桌上这种杯子叫做“量杯”，全称叫做“总量控制杯”。喝酒时先把酒倒到这种杯子里，然后再由各人自觉地往自己的小酒杯里倒。这种杯子在减少服务员工作量的同时，还起到监督检查、综合平衡的作用，避免有人多喝有人少喝的现象。这种杯子在医院里也叫“量杯”，不过它不是用来量酒，它量的是另外一些液体，比如血液、尿水或者精液。

　　我走到门前将门反锁上，再拉了两下，确认门已锁好之后，坐到铺着洁白床单的病榻上，解开裤带，褪下裤子。我的一只手触到了我的生命之根。它耷拉着脑袋，萎靡不振。我的手机械地运作着。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动作，像少年时代的广播体操一样遥远而陌生。我一手运作，一手拿着“量杯”在等候，我希望尽早结束这项检验。我的躯体开始发热，我那生命之根逐渐振作起来，像一根炸锅里的油条，一点一点地膨胀。我挺着腰，昂起头来，我的目光触到了对面墙上的一幅人体穴位图。图上是一个肢体健壮的男子，从图上无法判断他的实际年龄，他的肌肉发达得有些夸张，他浑身标满了穴位。这个健壮的男子，在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盯着我。我一下子觉得羞愧难耐，我的生命之根顿然萎缩下来，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在草丛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外面有人敲门，我提着裤子去开门。老医师进来说，弄不出来吗？我一脸尴尬，慌乱地扣着皮带。那就用你的头发吧，老医师从我的头上揪出几根头发，放到“量杯”里去。我有些不快，说头发也可以检验，你何必要折腾老弟一番。老医师诡秘一笑道，很多人愿意这样折腾，再说毛发检验成本高。

从医院出来，已是凌晨。我坐上警车，银支队长一手拍在我的肩膀上，蓝副总，请你理解，我完全是对你负责。有人举报你到局里，说你是这起案件的主谋、真凶，是你唆使肖丽丽杀了俞平夫，因为俞平夫逼你调离单位。荒唐！我当时只说了这么一句。银支队长说，是有些荒唐，但有一个事实你回避不了，那就是肖丽丽实施谋杀几个小时之前是和你在一起的……

我回到山上时，肖丽丽的父亲和她的哥哥已经坐在宾客室里，他们是凌晨的时候赶到的。宾客室里就他们父子两人，单位的人领着他们到冷冻室看了肖丽丽的遗体后，就忙着筹备俞平夫遗体告别仪式去了。我进到宾客室，与父子俩见了面，交谈中我知道肖丽丽的父亲是个教授，在一所重点大学里教书。黄教授一口断然否定，不可能，绝不可能！我的女儿我了解，她连杀一只鸡都不敢，她怎么会杀人呢？我不再多说，我只能按银支队长的口吻，将案情的初步分析跟黄教授作个简要的汇报，公安局毕竟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定论。我陪黄教授坐了一下，安慰了一番就走出宾客室。

俞平夫的遗体告别仪式按原定的时间即将举行，根据领导的意见，俞平夫的遗体告别仪式由麦副部长主持，我作俞平夫的生平简介。司仪厅的正中是白纸黑字的横幅，上面写着“俞平夫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横幅下面两侧各排放两只花圈，左侧一只写着“俞平夫同志千古”，落款是本单位。右边一只写道“深切怀念亲密的战友俞平夫”，落款是俞平夫的妻子。俞平夫的遗体仰卧在鲜花丛中，他身上覆盖一面党旗。他那经过化妆了的脸，腥红腥红的，像涂了一层猪血。俞平夫戴着一副宽边眼镜，透过镜片能够看到他睁着的眼睛。我当即叫来馆长，要求立即更换一副暗一点的眼镜。馆长表示为难。我问他殡仪馆以后还需不需要宣传？馆长说当然需要。我说那就尽快去找眼镜。馆长说一下子真的没办法找到。我望了馆长一眼，馆长就戴一副暗淡的眼镜，我把馆长的眼镜摘下来，说不用找了，就用你这副。馆长仿佛脸上被撕下了一块肉一样，痛苦地皱着眉头。我拿着眼镜，来到俞平夫的身旁，弯下腰去，摘下原来的眼镜。俞平夫的头歪了一下，我看到了一双空洞茫然的眼睛。我把馆长的眼镜戴上去，后退几步，仔细地盯着俞平夫的脸看了几遍，我看不到了那双睁着的眼睛。我从裤袋里摸出两张百元的票子，递给馆长，你自己去买一副新的吧。馆长接过钱讨好地说道，你的工作真细致。在一旁的林副总抢白道，这种事情能不细致吗？你没本事让他的眼睛闭上，又找不到一副墨镜，让人怎么相信死者已经安息！馆长作无奈状，我们也用尽了一切办法，他就是那样睁着，我们还能怎么办……林副总阻止道，你不要再说了。

单位的人和俞平夫的亲属及生前友好陆续来到司仪厅。遗体告别仪式准时开始，麦副部长宣布奏哀乐。司仪厅里回荡起低沉婉转的乐曲，一派凝重悲伤的气氛。我来到横幅下面，宣读俞平夫的生平简介。这份简介是王进草拟的。我照本宣科地念道，同志们、朋友们、家属亲戚们，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敬爱的俞平夫同志……俞平夫同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本单位工作。几十年来，他忠诚于党的宣传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团结同志，坚持原则……我有些走神，俞平夫为什么一定要开除肖丽丽的公职？为什么就不能给她一条出路？肖丽丽怎么能舍得抛下她那年幼的女儿，走到完全没有必要走到的这一步！我又想起了那天肖丽丽在我宿舍的情形，显然那天她已经作了最后的决定和计划。当时，我把酒瓶拿过来时，肖丽丽和我抢了起来，两人拽扯着，肖丽丽就把酒瓶抢了过去，结果她又喝了几杯，至于具体喝了几杯，我记不清了。肖丽丽不断地重复那句话，我是要报答的，一定要报答的……我后来可以说是推搡着将肖丽丽送出门去。不瞒你说，我当时把肖丽丽所谓的报答，理解为她要和我上床……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俞平夫同志的遗志，团结一致，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闻事业的新局面。我断断续续地念完了俞平夫的生平简介。

接下来的仪程是慰问家属，我跟着几个领导，来到俞平夫的家属面前。壮汉站在家属的前面，他低着头。我伸出手去。壮汉一把捉住了眼前的这只手。我已有准备，暗中运足了力气。从昨天他的动作来看，壮汉系统地练过散打，甚至可能参加过比赛。果然壮汉一出手，就像铁钳一般钳住我的手。我巧妙地插入手指，利用掌部来承受重力，壮汉没有占到便宜。我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壮汉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节哀。

　　后来的事你也都知道了，肖丽丽是从王进那里拿到了钥匙的。有些细节有必要向你重复，那天中午我从会议室出去后，王进就跟踪我，看我到底到哪里去。王进没想到肖丽丽就坐在前面一辆“三马仔”上，也到我的宿舍来。王进见到肖丽丽进入我的宿舍后，就在门口守着。他以前在夜里几次跟踪过我。我知道的。肖丽丽从我的宿舍出来后，在收容站大门口碰上王进。她喝得有些醉了，走路摇摇晃晃的。她上去挽起王进的手臂，要他把她送到某某宾馆去。王进那天直到打开车库门的时候才发现钥匙丢了，当时他从某某宾馆回到单位后，还不知道肖丽丽偷走了车库的钥匙……当然，这些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你说什么？解脱？你说我终于得到了解脱，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一点没有解脱的感觉。那天俞平夫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我就急着赶到宾客室去。黄教授的情绪已经稳定，他抱着头上缠了一条白布的外孙女，要和儿子一起跟着单位几个人下山去另一个饭店吃饭。当时，我的手机震动起来，银支队长通知我，肖丽丽的尸体可以火化了。我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地吸着，肖丽丽下午就被推进了那座火炉，她和俞平夫之间的恩恩怨怨，也将化作一缕轻烟，飘袅散去，而肖丽丽的行为，却像湛蓝的天空中的一朵乌云，一直飘浮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