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莹宇在广西同代人中，是一个极具艺术探索精神和创造精神的作家之一。在作家发表的诸多小说中,我认为颇具影响力的，当数作家2005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第七期的中篇小说《1967年的像章》，著名评论家张燕玲称 “（潘莹宇）在当下中国文坛对‘文革’中成长记忆的叙述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小说中，刘寡妇是一个与世无争的温顺的良民，可是她却在人吃人的动乱中，因为自己的愚昧无知而糊里糊涂地被打死了；梁卫革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却因为残忍和歹毒而获得了高位，获得了不把人当人，可以任意杀害人的变态权利；神四是祭司，因为他身上挂满了没有生命的毛主席像章而疯狂地杀人，竟然没有人敢站出来开枪把他制服,直到神四打完了第七颗子弹，他才被人民和文革打手所践踩；贺国庆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有血有肉的、有情有智的人，他尊重信仰却能理智对待，他爱得悲壮，敢于违背习俗把伤死的母亲背回家里，他恨得清醒，当看到母亲不是死于一个人之手而是整个“病态社会”对无辜生命的戕杀，他的恨意化为深刻和无奈的悲痛，他富有正义感，为了收复神四，救活其他的生命，他敢于和神四纠缠斗智，但他最终还是被神四活活地打死了。
      枯槁而神志不清的神四死了，无辜的刘寡妇死了，健全的贺国庆死了，坏人梁卫革飞扬跋扈的活着，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由于政治统治者的决策失误而造成的历史悲剧，我们有理由怀疑被神化了的人不全然理智的时候与疯子之间有何差异。
      可见,“文化大革命”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人不再是人，而是被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刘寡妇是贺国庆的母亲，而她却向梁卫革告发了自己的儿子贺国庆打破了一座毛主席像章。刘寡妇已经失去了个人的独立意志，屈服于政治统治者的操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摧残与迫害，在“文化大革命”中无端地显露。
      小说善于运用象征手法烘托主题思想，使谷镇成了特殊历史环境下整个中国的缩影。作家主要是通过死亡象征、动态象征等表现方式，把文革时期下整个中国的社会的生存现状展露无疑。可以说，“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就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毫无疑问，毛主席带领贫苦大众翻身做新社会的主人，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是，他的晚年，却无法摆脱他判断错误所造成的后果。神四在毛主席辞世那天被人民和文革打手践踩而死，象征着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思想已经彻底覆灭；刘寡妇在动乱中糊里糊涂地死掉，象征着传统封建思想者的悲惨命运；贺国庆被神四用第七颗子弹打死，象征着新兴无产阶级在文革期间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作家对于象征手法的娴熟运用，无不显示出了作家资深的文化底蕴。
      同时，作家也善于从西方获取小说建构的养料。运用一些荒诞的事件和形象，达到了作家对文革时期整个“病态社会”的批判。揭露了文革中，好人所遭受的种种的苦难与折磨，进一步批判了社会主义的政治颠覆。
      作家对于十年浩劫痛苦的回忆，使读者清醒地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价值与尊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虽然作家出生于70年代初，没有过多地接触那段“病态社会”，但是，作家通过自身的文学修养，通过超自然的艺术想象，把我们带回了那一段真实而又荒诞的历史。这无不应验了米兰•昆德拉所言，“小说不研究现实，只研究存在”。
      作家不但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还具有极佳的创造力。作家在小说中，都是以日期为小标题展开叙述，小说最后出现的日期还与毛主席辞世的那天相吻合。神四在毛主席辞世的那天，被人民和文革打手践踩而死，作家的用意不言而明。纵观全文，事件发生的时间应该是1967年9月4日，结束的时间为9月9日，毛主席辞世的日子是1976年9月9日，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巧合，其实却是作家构思的巧妙之处。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起了新中国，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1967年毛主席晚年引发的十年文革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使新兴无产阶级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从那时候起毛主席已经不再是人们以往所敬仰的那个“神”了。而是披着神袍的“魔”。小说描写毛主席的像章是在文革中被扔进粪坑的，但贺国庆却因此犯了死罪。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像章早就可以扔掉了。但能把毛主席像章扔进粪坑而不犯死罪的是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正如某些评论家所言，这篇文章把题目写作《1976年的像章》，也许会赋予这篇小说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