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永仁

两年前的一个深夜里，我躲在客厅里看电影。那台古老的电视机在黑暗中忽明忽灭地闪着，四周的一切在我眼中都不那么真切了。劣质的碟片在DVD里飞快地转动。我觉得那张几角钱成本的碟子和那台1000多元的DVD很不匹配，而那台1993年产的飞跃牌彩电和那台2002年产的DVD也很不匹配。那张碟子是我花了一元从都安市场某个黑暗角落的店铺里租来的。老板娘披着一头凌乱散发对我说：你放心，质量有保证，绝对可以播放。那时候她的店里摆了音箱，是那时候非常少见的7.1声道组合。从不同的音箱里弥散出不同的声响，跟着香水味混合起来再也不分彼此，就像我爸爸煮面时青菜猪肉大蒜一起放的风格。我把碟子对着下午三点的阳光看了又看，在一片色彩斑斓中看见自己满脸青春豆。那张碟子上镌刻了一个故事，从封面的“无间道”三个字和梁朝伟不屑的眼神就可以看出来。然而那天在刺眼的光亮中我只看见了自己，因为在我看来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深夜里我把电灯关掉，只有雨水打在厚重水泥地板上的声响，四周是沉寂的一片。我提心吊胆地欣赏那部电影。当碟片转起来，被激光灼刻在碟片涂料层上的那个故事就开始被发掘，开始了演绎。电影开头，韩琛胖胖的身子出现在眼前。他在寺庙里开始他的演说，就样的风格就像我的小学老师。“五年前，屯门大兴村，皇宫大酒楼门前的停车档开张大吉，我和弟兄们雄心壮志……”韩琛不紧不慢地说话，好像一条慵懒的金鱼，那些字像气泡一样一个接一个被他从嘴里吐出来。他显得很有精神，而且挂在胖胖的脸上的笑很狡黠也很僵硬。我觉得那笑容就像是一朵有毒的花，能置人死地，也能让人着迷。
    韩琛说话的方式有些特别，那昂扬的气势又像是我高中的班主任，这就与黑社会老大的说话风格不怎么像。看着韩琛脸上挂着的僵硬微笑，高一开学第一个晚上的情景不由分说地闪进脑中。那时候我的班主任站在讲台上，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班主任说话的时候我正趴在桌子上，鼻子紧贴桌面，让头发盖住眼睛。头顶的那盏荧光灯旁若无人地一闪一闪，仿佛在应和我的班主任。
     “你们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我总觉得这是一个迷，我的班主任留给我的迷，因为话语本身包含了太多的不可企及的期待与预测，我甚至觉得他有意无意在模仿上帝的口吻，上帝要赋予每个人不同的命运时，说的就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那时候我闻到了被凝固在桌面的味道，旧日的汗味，或许还有泪水，酒水。我猜测着那张桌子曾经的主人，试图猜测关于他的一切，因为我喜欢发掘每一个不知不觉中沉沦的故事。如果主人是个男生，那张桌子上一定有他的汗渍，上课睡觉的话，或许还有蜿蜒的口水，假如他趴在桌子上喝酒，那还有酒渍。如果桌子的主人是个女生，那么桌子上也许凝固了香水的味道，或许还有香汗，甚至胭脂……由于时间的久远，那些味道变得微而又微，混合起来，再也分不清谁和谁，让人以为那就是桌子的味道。我的高中生活就是在那张桌子的莫名其妙的味道中开始的。三年后我参加高考，我和其他所有高三学生像丧心病狂的暴徒拼得你死我活，后来还是要面对不得不复读的现实。我又回到从前的校园，从前的班主任看见我，还是会摸摸我的脑袋说，乖呀……我常常想起《无间道》，也常想起班主任站在讲台是的情景。每当我回忆起那个夜晚，那张桌子的气味就又充满了我的每一根血管。

我从老板娘那里把《无间道》借来，是在上高二时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都安忙碌的大街上的空气中充斥着夏天干燥火辣的泥巴味，街上的人总感觉舌头上喉咙里都铺了一层那样焦灼的泥巴。人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或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走，汽车永无休止的喧嚣把每个人的脑袋震得嗡嗡响，我想，或许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太阳灼烤下思绪的呆滞和堕落，可他们要把呆滞进行到底，所以他们还是要挤在都安的大街上，因而街道忙碌依旧。我在一片由都安人民创造出的诡异的尘土中穿行，还品位着那种不同寻常的意境——我觉得自己变成了观音菩萨，在看似广袤的空间里幽雅地腾云驾雾。走进市场后，发现那里把喧闹进行得更加淋漓尽致。一个个小商贩与我擦肩而过。于是我又有了另一种感觉——我觉得自己是《重庆森林》里的林青霞，走来走去，最后似乎就迷失了方向。

    那天下午我走进租碟铺，老板娘一如从前地翘着白细的腿坐在货箱上，半空中拖鞋轻轻摇晃，鞋子上的蝴蝶做出展翅欲飞的样子，而长裙拖到满是尘土的地板上，裙上那些红色的点点梅花妖艳如骄阳。店铺里一如从前地黑暗，给我淘碟带来极大不便。四周弥漫着一股猥亵的香水味，一如从前地刺激着我的鼻子。“有没有新货？”这是我千篇一律的问题，这话不容置疑地冲出我的喉咙，就如同在校园里看见老师然后说“老师你好”那样自然流畅。“盒子里。”这是老板娘千篇一律的回答，她看也不看我一眼，继续盯着电脑屏幕。老板娘的电脑很不错，配了极品FX5900Ultra显卡，DVD光驱，7.1声道的声卡。她在那黑暗的角落里欣赏着令自己满意而且陶醉的电影，似乎要把电影里人物的每句话每个表情都玩味。在老板娘看来，或许我就像个外人闯入了她所构建的电影世界里。每次我走进店里，屏幕里不断重复闪现的总是香港影星的身影，周润发，张国荣，刘德华……他们的故事也在那台电脑上不断重演。老板娘的店里那些花花绿绿的碟子全是港片，数量奇多。或许她是个很专一的人，就像她总是穿着白色长裙，上面总是梅花盛开。
    在我的叙述中，你可以了解到有这样一座小城，它的名字叫都安。它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元素，包括把碟子租给未成年人的老板娘，包括喜好租碟的我，包括破落的街道，包括众多表情诡异或淳朴或木然的人。都安是一个符号，都安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点。它最初是地图出版社的工作者们用笔在草纸上标画的一个点，都安是在你我口中不停传播以及总是挂在一些客车上的两个字，或者，都安只是一条行走着不同的人的街道，而我就疲惫不堪地混在那些人当中。有时候我会忍不住问自己：自己在都安，那么都安又在哪里？就像一些剑客在经历血雨腥风后面对一片残败，迷惘地问自己什么才是江湖，然后纵身一跃从山崖上跳下。

《无间道》的结尾，陈永仁死在了电梯里，一滩暗红的血死死拥抱电梯内壁。我想起了老板娘裙子上的梅花。哀怨的乐曲伴随陈永仁的倒下而升腾起来。陈永仁的腿留在了电梯外，所以那扇电梯门总是无法关上，不断开了又关，就像一个正在吃面的人，长长的面条塞在嘴里，那人吞也不是吐也不是。
后来我总是在一片光影迷离中想起结尾的场面。那扇电梯门像是安在了我脑子里，开了又关，把脑子震得咚咚响，我的眼前一片眩晕。《无间道》是商业片，片子里充斥的还是宿命的问题，是关于两个卧底的命运的交织。而我总是觉得，陈永仁是个好人，他就不该中枪死去，电梯是让人乘坐的，就不该那样重复地开关……

在《无间道》的开头，韩琛一手举着酒杯，对面前的几个年轻人说：“五年前，屯门大兴村，皇宫大酒楼门前的停车档开张大吉，我和弟兄们雄心壮志，谁知道开张还不到半个月，每天平均被人扫荡1.3次，一年之内死6个兄弟，佛祖保佑！算命的说我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看到这里我似乎想起他的话在一本语文资料上看见过。后来一查，原来是唐代诗人曹松的诗句，原诗是“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 ，凭君莫话封侯事， 一将功成万骨枯 。”从字面意思来看，我的理解就是，一名将军要取得成就开创宏图大业，自然是需要很多人为他牺牲的。韩琛的意思就是，为了事业，你们就要面对命运的安排，所以你们就要替我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一将功成万骨枯”蕴涵了一种十分悲壮的意味，同时在解说这样的事实：这一切都是命运，每个人都逃不出这样的安排。后来我就把整首诗背了下来，没事的时候就学韩琛用粤语来说：“一，将，功，成，万骨枯！”
    韩琛继续他的演说——“我认为出来混的，是生是死都由自己决定！你们跟我的时间最短，底子最干净！路怎么走由你们自己挑！祝各位在警察部一帆风顺，干杯！各位长官！ ”那几个年轻人站成一排，或许他们还没有体会到什么是宿命，还没有像韩琛那样经历波折。但他们还是被他的话深深打动了，眼里射出了仇恨，他们咬牙切齿，脸上写满果敢，坚毅。他们就像整装待发准备迎战的士兵。我顿时联想到了小时候看过的爱国主义教育片里，那些准备到前线的解放军志愿军战士们脸上也是那样的表情。于是我觉得很神圣，当即下定决心长大后也加入解放军队伍。韩琛深情款款举起酒杯，那几个年轻人就把各自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如前所述，老板娘的店铺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碟子，而且都是港片，以英雄主义与黑帮题材居多，还有不少生活片。当然，你看到的仅仅只是表面。假如你有更多的需求，老板娘也能满足你。在店铺的不起眼角落里还堆着几个箱子，里面是许多在市面上失传已久的片子，从《偷情宝鉴》到《玉女心经》，从《官人我要》到《人肉叉烧包》，从《满清十大酷刑》到《羔羊医生》……老板娘对这些碟子格外珍惜。来租此类碟子的大都是年龄处在12至50这一区间的人，老板娘总是说，哎呀呀，你们呀，就喜欢看这个，我这样做生意真的好危险！除此之外她还要收很多的押金，防止那些人将碟片据为己有。她常说，那些碟片很珍贵，况且又是香港原版，没有经过任何剪辑，声轨都是粤语，一旦弄丢就很难再进货。其实我也觉得很难得，此类影片能从香港传播到都安这个偏僻的角落，还不是历尽千险吗。

我们知道，在《无间道》的开头，韩琛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思想指导下安排了他的手下到警校学习，希望他们将来成为出色的卧底。后来他们都到警校去了，那群年轻人中表现最出色的是刘建明。同样的，在警校里，黄警司也把一名出色的警员陈永仁送出警校安插到黑帮内部。这场对人生与命运的无情戏侮与嘲弄就是围绕着刘建明和陈永仁展开的。
    1992年，在某香港警校里，一个背着大包的年轻人默默不语地走过操场，走向警校大门。几个神色迷惘的年轻人站在警校操场上，一名警官大声训斥他们：“进了警校不守规矩的人，就像他那样，开除！你们谁想和他换？”陈永仁穿过正在训练的人群，与刘建明擦身而过。他的身影落寞而不堪一击。铁门打开了又关上，于是他的身影多了一层交织的网。树木葱绿，阳光明媚。陈永仁渐走渐远。那时候一个声音在刘建明心底响起：我想和他换。一切在灰白的镜头中定格。
    高一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说，你们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后来我发现自己的生活重新开始了很多遍。这主要是因为我认为我的高中时光被分割成了很多部分，支离破碎，犹如一张光盘被放进了DVD，很多无聊的事情被不断重演。他们像一面被打破了的镜子，散落一地，耀眼的光芒从不同的角度射进我的眼中，灼烧我的眼球。我走在那些碎玻璃片上，可以感觉到殷红的血从脚板上流出，拥抱那些二氧化硅玻璃片。
    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听说了关于老板娘的一些事迹。那时候我听到一些消息说，老板娘是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生。但这些不是我关注的主要内容。我一直对老板娘那台电脑的FX5900Ultra显卡和7.1声道声卡羡慕不已，因为我的电脑只是5.1声道，虽然是环绕声，但相对于老板娘的店铺里的音效仍差很远。她的电脑的显卡竟然是FX5900Ultra ，在2003年，这样的显卡算是极品了。本以为那台电脑最值钱的地方就是这两个部件，没想到我无意中还发现电脑竟配备1GB的DDR400内存，一切使我惊讶不已。要知道，在2003年，只要有一台256MB内存的电脑就可以向同学炫耀几个星期，即使是普通服务器，配备的也只是512MB容量的内存。由此我怀疑老板娘还是个电脑高手，否则不会组装这样一台在2003年略显变态的电脑。
    我觉得老板娘长得不错，因为她的脸很白，身材匀称。看电影是她的生活，所以也不错。有时候我有这样的想法：如果将来我老婆也是医学院毕业的，又是出租碟子的，店铺里藏了上千部港片，那是很令我满意的。这有几个好处，一，我是个容易患病的人，有个医学院毕业的老婆，她可以负责给我治病，我可以省下不少钱买啤酒；二，我喜欢港片，有了这样的老婆我看电影就不必花钱了；三，我喜欢电脑，尤其是高配置电脑。但具备这样条件的女孩子是不多的。而且我也不能太贪心。这是我爸爸教育我的。我爸爸还说，吃饭的时候不要狼吞虎咽。对此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爸爸说，他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无边的饥饿是童年留给他的最深记忆。在那样一片记忆里看不到阳光，看不到鲜花，看不到流水。他的记忆里充斥的总是衰败的野草，呼啸着钻进衣服的寒风和闪着冰冷的深灰色的山崖，似乎谁也没力气爬上去，而任凭他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塞进嘴里，每分每秒他都有自己的肚子被人掏空了的感觉。有一次村里一户人家杀了一头不到百斤的猪然后请客，全村人都有份。那时候邻居一个同龄的孩子和我爸爸一起去，到后来我爸爸却找不到同伴了。人们在房子后面找到了那个孩子的尸体——他趁人不注意抓起主人家供桌上的一个馍馍塞进嘴里，迫不及待地把它往下咽，哪知那个馍馍有很大的粘性，结果就塞在喉咙里，那个小孩被噎死了。我爸爸向我述说着这样一个故事，那个塞住喉咙的馍又让我想起了电梯里的陈永仁。

“我是警察，不要动”一只枪抵住了刘建明。广阔的天台上笼罩着浓重的宿命味道。两个挣扎在命运边缘的男人，两个混乱的身份。陈永仁给刘建明戴上手铐，刘建明说，你的动作挺利索，陈永仁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刘建明说，我也上过警校。刘建明说给我次机会，我以前没的选择。陈永仁顿了顿说：“对唔住,我係差佬（对不起我是警察）”那时候一团乌云在天上翻滚，将太阳吞噬。一段生死扑朔、吉凶叵测的无间旅程。
    同是韩琛卧底的一警员也赶来，三个“警察”持枪在天台上对峙。陈永仁躲在刘建明身后押着他走到电梯口。电梯门开了，陈永仁侧身的时候，枪声响起。一瞬间，陈永仁后脑上的头发向展翅的蝴蝶翘了一下，然后无数液体从某处迸射出来，陈永仁面无表情地睁着眼瘫软无力地倒下。刘建明扭转头看着倒下的陈永仁，眼中掠过复杂的神色，他呆呆地看着陈永仁摔在电梯里，头歪向一侧，双眼里映射出的却始终是深邃的无奈。他的心中激起无限的感慨。那时候无数的灰白的画面从他眼前闪过，他看见十年前自己和一群年轻人站在一起，韩琛微笑着对他们说祝你们在警察部一帆风顺，然后他们举杯而饮；他看见十年前的一个身影和他擦身而过。一种身不由己的悲哀涌上心头。那时候只有哀怨的乐曲回荡，没有任何台词。而潜台词仿佛是一种尘埃落定之后的厌倦，累了，身心俱惫。

高中几年里，我总是给人一种失魂落魄的形象，好象遭遇了天大的不幸。实际上我没什么问题，只是喜欢思考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由于问题不着边际，我就像掉进了一片汪洋大海里，在里面奋力划水眼前却永远只是海平面。这个时候我的外在表现就是发呆。即使是在自习课上，除了写写数学锻炼逻辑思维，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就捧了本语文资料来研究。那本语文资料上把中国古代的著名诗人详细资料都列了出来，我觉得那本书意在说明中国文化长河星光灿烂，有许多著名诗人。但我读那本书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最后就研究起那些诗人来。我拿着计算器把诗人们的生辰年份相减，把得到的数字写在诗人的姓名旁边，于是那个数字就代表该人活了多少岁。经过我的考究，最长寿的诗人是清代的沈德潜，他活了96岁。但这些数据除了能给世界卫生组织用来研究中国古人寿命，并不能给我带来好处。
    我的教室在一幢古老的教学楼上，那是一幢很长的建筑，每层有5个教室依次排开。于是就有了长长的走廊。那些长长的走廊被大楼前的大树遮盖，因而显得很昏暗。下课的时候我习惯于在那走廊上来来回回地走着，那时候我把衣领竖得高高的，然后把头缩进领子里。阳光被大树分割成一块又一块，那些光芒像亮剑一样射在走廊上。那些光亮像匆匆赶路的夜行车在慌忙中投射出的灯光掠过我的脸，我眯起了眼，想起陈永仁用枪抵住刘建明时那昏沉沉的阳光。
    高考后等待成绩。一切都是未知数。我曾做了这样的梦：自己被绳子捆着吊在悬崖边上，一个人在我身边衔着一支烟，优雅地坐在一张椅子上，手里还攥着一把刀。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挥刀把绳子割断，或者把我拉回地上。这两种情况可以在任何时刻发生，就看那人的心情。在那个梦里，我就那样心惊胆战地等待着，直到我醒来也没有结果。
    直到面对不得不复读的现实，我才为自己的梦创作了一个结局：那个人哼着不知名的曲子，头也不抬地挥起刀子，轻轻一划，我向着崖底俯冲。我在半空中呼喊，可是那声音也随我一起掉落。然后那人抬头，朝着被割断的绳子一头吐了一个大烟圈，可是我看不到。
    不管我的主观意愿如何，在《无间道》的结尾，陈永仁无可挽回地死掉了，不管我多少次将光盘放进DVD让故事从头开始，DVD总会将那些数据还原为声音图像，结局是一样的。我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这样的结局，惆怅随之把我吞没。如果说这部电影只不过是韩琛和黄警司之间的一场游戏，其他人只不过是牺牲品，就像《暗花》的整个过程不过是老人手中的剧本，那么生活就变成一场游戏，似乎每个人都生活在一部电影中。恍惚中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被杀死的陈永仁，陈永仁就是我，几年前的那个晚上我的班主任像韩琛那样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诡异得使我懊恼，我的生活从那时开始，后来我就变成了陈永仁。
    我一直觉得陈永仁是个英雄，但英雄末路壮志难酬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我还无数次在梦里变成陈永仁，黄警司对我说要我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然后我背起我的包走过警校的操场；子弹射进了我的额头，先是凉飕飕的，然后我就感到血喷涌而出时伤口的火热无比。我就是那个倒在电梯里的陈永仁，陈永仁就是我。陈永仁可以是很多人，每个人也可以成为陈永仁。
    但不管怎样，陈永仁死了，这是事实。

“不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
    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
    已经忘了身在何处
    谁能改变人生的长途
    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
    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我们都在不断赶路
    忘记了出路
    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
    我们都在梦中解脱
    倾心的苦
    流浪在灯火阑珊处
    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
    相守那走不完的路”

（二）三剑客

高考后的那个暑假显得很乏味。在暑假里的很多时候，我和我的高中好朋友阿南、阿粲三人出现在都安的马路旁。那时候马路上总是无缘无故地刮起一阵阵居心叵测的风，风里涌动着使人昏昏欲睡的闷热。漫天的尘土纷纷扬扬地摔落在我们飘扬的头发上，裸露的胳膊上，形成各种奇特的图案，我们的头发被染成了黄色。我们的眼神四处游移，如找不到工作的民工般空洞。我们常常给人造成错觉。比如，翩翩而行的美女们会觉得我们三个是流氓色狼，站在马路边纯粹是为了偷窥她们如天仙的美貌；买菜或散步归来的大爷大妈觉得我们是失足少年；而真正浪荡街头的流氓则觉得我们是同事，当然，也有对港片着迷的人会认为我们是警察，也就是表面是流氓实际是好人的类似陈永仁的卧底警察。因此，我们三人给人们留下的总体印象就是：街边有三个傻逼年轻人。我们三个人站在一起的习惯就是从那时起养成的。在我看来，我们三人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傻逼”只是表面现象。我对阿南和阿粲说，我们是三剑客。
    阿南是一副永远都睡不够的样子，总是没精打采，说话的时候也是半眯着眼，以此向别人表明自己极度困倦。当然，这只是特指在教室里的情况。这样他给人的印象就是很颓废，而且总是伏在课桌上睡觉。但这样的颓废演变成了女生们所喜欢的男人气质，于是就有很多女生崇拜他，甚至有女生说他很像陈冠希。阿南听后说，陈冠希算什么。女生们就更崇拜他了。阿南在教室睡觉的时候，脑袋呈90°倾斜紧贴桌面，两只胳膊环成一个拱形将脑袋包绕，在外人看来，他的脑袋就像汽车轮胎深陷烂泥里；若是冬天他还会用衣服盖住脑袋，这样他就像一条躲在鱼塘的烂泥中冬眠的鲶鱼。阿南睡得差不多了，就眯着眼直起身子，对周围其他正在睡觉的女生们说：“起床啦起床啦！你们看看我都起来了！”这话很容易让人误解，也容易使人浮想联翩。在我看来，阿南说这话时的口气跟韦小宝雷同。

在暑假的其他时候，我和阿南、阿粲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在阿南的房间里看电影。每天，阿南总要跑到都安一个不起眼角落的租碟铺里淘碟。其实那个租碟铺是我介绍给他的。阿南说，他认为那租碟铺的老板娘有个人信仰，就像从前的苏联红军无限忠诚于斯大林，这也是信仰。阿南说他发现老板娘的租碟铺里的碟子都是港片——港片在老板娘心里一定有很高的地位。也正是这个原因，阿南最后也像我一样喜欢到那里去找碟子，回来的时候还总忘不了发表自己的感想：从老板娘的裙子里伸出的洁白如玉的腿真美。我想阿南睡觉时一定梦见过老板娘。我对阿南说，知道吗，那个租碟铺的女老板是个大学生。听我这么说，阿南和阿粲都瞪大了眼睛。我就解释说，那个穿白色长裙的老板娘是某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刚毕业时到一家市级医院里当医生。后来她所在的科系里乱收费，省电视台到该医院进行暗访。在那之前医院院长对科系里的医生们说：“命运是掌握在你们手中的”。这话是个迷，那个院长给医生们留下的迷。大学生十分反感，于是她又转到了另外一家医院，想不到那家医院的领导又说：“做人要聪明点。”这又是一个迷，大学生突然间感觉医生这个曾经令她感到神圣并顶礼膜拜的职业跟杀猪的没多大区别了，在那些医院里混日子简直是对她精神和人格的侮辱，最后她回都安老家干租碟的行当。顺便说一下，我舅爷就是个杀猪的。

回望高中生活，我像一颗粒子在偌大的空间里游荡，最后却找不到自己的运动轨迹。我的物理老师说，微观粒子的运动轨迹我们是无法预测的。我的物理老师留着平头，一脸彪横的神色。那时候他站在讲台上，好似一个流氓。他说完这句话，眼睛盯着讲台下的众多脑袋，似乎在等待什么。在我看来，虽然每个人都很像微观粒子那样捉摸不定，轨迹不定，但总要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就像大多电子是绕核旋转而不会离开原子。这样，每个人在回想从前的时候就不会茫然得不知所措。
    高考后我觉得我们就像核反应堆里的中子遇到减速剂，运动速度慢了下来。等待高考成绩的日子很虚无，原本很紧张的生活一下子就松了下来，使我有些不知所措。假如突然卸下一匹马背上的马鞍给它自由，它一定也显得很茫然，暑假里我只钟情于做三件大事，一是看电影，二是喝酒，三是睡觉。和我做这三件事总不能少了阿南和阿粲。因为我们的关系牢不可破，我们就像三角形的三条边。阿粲总习惯说，我们是三剑客。阿南的家人长时间在外地，平日里只有阿南守着偌大的一座房子。我们总是在夜里做前两件事，后一件事则留到天亮以后。阿南总是陪我和阿粲看电影到五点半，然后离开电脑独自一人在面东的窗口处歪着头点燃一只烟，像个吸毒成瘾的家伙，大口大口地把烟气吸入肺中，仿佛在洗刷心中的寂寞缅怀自己的青春，然后他把烟气吐到凉凉的空气中，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双眼木然一声不吭地看着东方渐渐亮起来，最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倒在床上。因为我们总是在天亮后沉沉睡去，阿南常常这样评价我们的行为：我们不知道早上八九点钟的自己是怎样的。由此我想起了一句话：“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话不仅出自一位伟人口中，还出现在了一部电影里，所以使我难忘。我总要问阿南阿粲：“你们还记得高中生活吗？”阿南阿粲一致说，只记得白衣飘飘的年代里被风吹起的长发，记得一起躲在厕所里抽烟的日子，记得对他们嫣然一笑的美丽女孩，其他一切都像沉浸在迷雾里，这使他们不敢确定那些事情究竟有没有发生过。阿粲又补充说，我记得小蓉。
    阿粲身高一米七五，留着比我和阿南更长的头发。那些头发总是桀骜不驯地竖立着，好像公鸡的尾巴，这使阿粲的头看上去很大。阿粲总喜欢穿着衬衫，而且只有两颗衬衫扣子派上用场。衬衫上时而是一排深奥的字母，时而是一串妖艳的桃花，时而是一条凶神恶煞的龙。那些图案就像幻灯片每天不断被阿粲换了又换。
    阿粲的家在红水河一个著名的渡口边上，那个叫八甫的渡口曾经是宜州到都安的一个交通要道，从八甫渡口到都安县城是一条沿着红水河弯曲的坑坑洼洼的公路，那条窄窄的公路使路上所有司机和乘客提心吊胆。1998年的时候一辆大客车就是在那条路上冲出路沿一头栽进了红水河里，死了四十多人。阿南说，在那样一个条件恶劣的地方竟然出了阿粲这样的英俊少男，这是令人难以置信。另一个难以置信的地方就是那里还有小蓉那样的美女。阿粲是这样回忆与小蓉的点点滴滴的：“那时候我们在同一个小学，同一个教室，同一张课桌。她白得可爱，楚楚动人。她和我同村，于是在放学的路上我骑着车子，她就坐在后座上，我们经过一个个村落，穿过落寞无人的草地，红水河在不远处安静地流淌，河面上波光粼粼，如深邃夜空中的闪闪明星。我们每天都要在渡口乘船，往来于红水河两岸，我们站在船沿上，那时候小蓉穿着红色的校服，扶着栏杆，任凭微风拂面。她的头发在一片星光点缀的背景中飘了起来，我觉得那长长的头发很像我胸前飘扬的火一般的红领巾……她总是带给我纯洁的遐想”每当我们三人聊天的时候，阿粲总是口若悬河不厌其烦地这样回忆小蓉，还说他们的童年是那样纯真，就像学校食堂里的豆浆，他们的童年又是那样值得一再品味，余香绕舌。我和阿南一齐问道：现在还纯真吗？阿粲的脸就有些红了，说，初中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都不好意思了，而现在，我好久没看见她了。
    在我看来，阿粲是再没有机会骑着单车带小蓉穿梭在茫茫乡野，和她一起渡过那条河，除非将来发生其他事情。每当阿粲回忆起那样的事，我总会想起电影《情人》中，在湄公河的轮渡上梁家辉和他的情人一起趴在栏杆上的情景。但阿粲不是梁家辉，小蓉也不是情人，他们只是两个放学回家或正在上学途中的小学生。《情人》的原作中有这样一句话，是男主人公对情人说的：“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阿粲讲完他和小蓉的故事，阿南就自告奋勇要说他和伟哥的故事。这时候我就会捂住他的嘴说应该我先来。然后我开始讲故事。我讲的是我爸爸的故事。我告诉阿南和阿粲，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我的爸爸在一个叫地苏中学的地方，他在那里当语文老师，他在那里很郁闷，于是就学起了李白，没事就找人喝酒，而且总是喝很多酒。
    说到喝酒的故事，我和阿南阿粲总会想起杜琪峰导演的《真心英雄》，我们一直记得里面由黎明和刘青云两个黑老大构成的一个江湖，由他们架起的一个故事，还有就是他们一起喝的那瓶酒。他们一起在酒吧里喝一瓶传说中最好喝的酒，他们把牌子挂在酒瓶上，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后来他们一起死掉，那瓶酒就一直沉默在酒吧的角落里，只剩下酒瓶上写着“秋哥/jack”的牌子在风中孤独地摇曳着。阿南说他很想拥有那样一瓶酒。
    我从初中开始就给人讲我爸爸在地苏中学喝酒的故事，所以那个故事从我嘴里出来好多遍，最后我对那个故事倒背如流，总是以“一九八九年的地苏中学在落寞的山脚下沉睡，那时候的风里的泥沙带着荒唐的黄色”开头，以“一九八九在一片沉默的呼吸中静静离去”结尾。每当阿粲讲完小蓉的故事，我总是忍不住说起这个故事。阿南和阿粲就说，能不能说说现在啊，干吗老是说一九八九年。我就很认真地告诉他们，现在的生活那么平淡，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又问，你的爸爸现在到底怎样了？我就说，他还是在当语文老师，经常教学生怎样写作文才能得到发展等级分。现在他不喝酒了，因为当初和他喝酒的人都不知到哪去了，用一句歌词来形容就是，“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听我这么说，阿南和阿粲就很沮丧很失望。我补充说，有时候我爸爸喜欢和我一起看港片，不喜欢看新闻，这主要表现为他在看新闻联播的时候常常发牢骚——那些家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是表现出信誓旦旦的样子，而且话语中总是包含有“我们一定要”和“我们要坚决”这样的句式，那时候我爸爸就会很轻蔑地说：“吹大炮！”还是用壮话来说的。
    我觉得作为语文老师，他应该知道这是个不通顺的短语，因为在中国的汉语里只有吹牛没有吹大炮。但他看港片也有个毛病，总喜欢问“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因为他总是无法理解剧情，比如《暗花》的结局就很令他困惑：梁朝伟饰演的那个警察怎么被打死了，那个警察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黑社会老大为什么要干掉他？后来我劝他干脆不看港片，改看内地公安题材电视剧。那些电视剧里总会有一个美丽的女警察和一个很英俊的男警察，到了末尾肯定有一人在与罪犯搏斗的过程中死去然后另一人抱着他泣不成声。我爸爸总是捧着一碗面条边吃边看电视，碗里面塞满了青菜猪肉，还有大蒜。他一边满意地看着那些粗制滥造的电视剧一边发表看法说“太好了太好了，公安好厉害呀！”有时候又补充说，“咦，电视里怎么有摄像机的影子？”
    七月的一天，我和阿南阿粲在嵩山排档里喝酒。喝酒的起因是我和阿粲阿南将荣幸地加入到补习生的行列，换言之，那些大学遗弃了我们。嵩山排档如传说中的桃花源般神秘。它是一家很小的饭馆，招牌是一块写有粉笔字的木板，生锈了的铁门是半掩着的，里面稀稀拉拉摆了几张桌子，凳子歪歪斜斜像病人一样。那里有许多廉价的啤酒出售，可以让顾客花很少的钱就能喝到烂醉如泥。我想那一定是个无照经营的饭馆，店家少交了不少费用，所以东西自然很便宜。
    两个小时后，我们的饭桌上摆了十多个空啤酒瓶，像等待撞击的保龄球瓶那样直立地排列着。杯盘狼籍。我们都很郁闷。阿南边点烟边说，三个男人喝酒真的很郁闷。能不能找个女孩子陪我们啊？在我看来，阿南这句话中的“陪”字用得很暧昧，理解起来有多种含义，使人浮想联翩。其实阿南的意思很简单，用他的话来解释就是，有个女孩子坐在我们身边，笑吟吟地看着我们，什么话都不说也够了。阿南这样说后，阿粲就无限感慨地说，要是小蓉坐在我身边该多好，好久没跟她聊天了，或许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真的一去不回了。说完这话，阿粲在空旷的嵩山排档里肆无忌惮地唱起歌来。没人知道在都安的某个寂寞的角落里有个失意的年轻人在唱歌。阿粲像一个粗犷的汉子放开了喉咙，歌声在浓浓的酒气和盛夏的躁动不安中回荡。他唱的是伍佰的《随风而去》：
    “让所有的爱通通随风而去
    转眼之间无痕迹
    让淡淡清香留在心底
    不再有相思的悲凄
    让青春年少疯狂时的秘密
    化成彩虹般绮丽
    让时间的河将我流走
    像白云一样不回头……”
    伍佰是我们三人的共同偶像，也就是说，我们都很崇拜他，所以我们总喜欢唱他的歌。对于什么是崇拜，我觉得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万分崇拜和羡慕我所在的那所中学里的体育老师们。每当下课的铃声响起，我总喜欢跑向厕所。我总会经过学校那个光滑如镜面的标准篮球场。而学校的体育老师们则在那个场上慢悠悠地打篮球。不论上午下午，上课下课，阳光灿烂或是阴雨绵绵，他们总是如此，仿佛他们生活的全部就是篮球。那个球场的地板是彩色水泥铺成的，而界线则是白白的瓷砖，挺直的篮球架更使它显得很气派。胖胖的体育老师们刚吃完早餐竟也会挺着大大的肚子在球场上打球。每当我看到那样的情景，心里总是痒痒的。于是我想，将来我也要当体育老师。那所中学每个星期只有两节体育课，那样的时间绝对不够我用来打篮球。要理解我那种想法并不困难。我的舅妈在年轻的时候是个美女，八十年代初嫁给了我舅爷，原因就在于，我舅爷是个杀猪卖肉的，尽管他不怎么帅，但我舅妈就是崇拜他，死心塌地地要跟着他。现在我的舅爷和舅妈都老了，舅爷喜欢边喝酒边看电视，还喜欢我陪着他。每当范冰冰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我的舅爷就激动起来，指着范冰冰对我说：“快看啊快看啊！从前你舅妈刚嫁给我的时候就是这副模样！”于是我就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崇拜的力量是无穷的，能让范冰冰般的美女嫁给屠夫，能让租碟铺的老板娘进货时只选择港片，能让女生们崇拜阿南，能让我羡慕学校的体育老师，你可以将我先前那种想法理解为一种冲动。但我内心的确很向往体育老师的生活，想想，一大清早吃下一大碗面然后迎着微微晨风摆弄一个篮球，多么惬意！
    为了表达对伍佰的景仰之情，我和阿南阿粲总要唱伍佰的歌。在嵩山排档吃完饭后的那个晚上，我和阿南阿粲醉熏熏地像往常那样站在路旁，在阿粲的影响下我和阿南也忍不住唱起伍佰的歌来：“吊在空中好多的酒杯，你的脸蛋红得像草莓，今夜大家不醉就不归，明早的太阳是我的棉被，再来一杯！”虽然我们唱歌声音不大，但路人毕竟能从我们一张一翕的嘴得出我们在唱歌的结论，这又给了路人这样的印象：街边有三个傻逼年轻人在唱歌。
    我告诉阿南和阿粲说，当初和我爸爸喝酒的人都不知到哪去了，其实这种说法不怎么准确。据我爸爸说，那时候和他一起喝酒的有教语文的邓老师，方老师，教数学的张老师，教化学的陈老师，教英语的蓝老师。1990年的时候我爸爸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那个留下自己青春印记的地方来到县城。一九八九年底陈老师不再教书，离开了地苏中学；1992年，张老师病逝，年仅29岁；邓老师被调往保安中学，而方老师和蓝老师后来则不知去向。我爸爸曾多次跑到地苏中学询问那里的老师，可那里的老师也说不清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我在初中的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在跟好朋友好兄弟一起的时候，不论是抽烟还是喝酒或者什么都没有，总要让对方讲故事，然后我也给对方讲故事。交换故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除了能打发无聊的时间，还可以为喝酒提供不少乐趣，还为作文提供了很多材料。高考结束后的漫长暑假是边喝酒边讲故事的最佳时期。我和阿南阿粲聚在一起喝酒，然后谈话。阿粲总是对小蓉念念不忘，所以总是在说小蓉的故事，阿南则总要跟我们讲伟哥的故事。伟哥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很拽的样子和发达的胸肌。暑假的时候我和阿南被困在黑漆漆的公路上，就是伟哥救了我们。那是高考结束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和阿南风风火地骑着摩托车去大化。在距离大化八公里的地方有一道山谷，公路从山谷间穿过。每年夏天山谷里的积水总是把路面吞没，车子只能改道。阿南信心百倍地说肯定可以过去然后把车子开进水中，那辆车就熄火了任凭阿南咬牙切齿狂按打火按钮也再无法启动。那时候路上没有了来往的车子，仿佛世界上只剩我们两个傻蛋在路上折腾。月光洒下来，但四周的山像恶魔的爪子凌厉吓人，而摩托车推起来就像一头倔强的牛。一片寂静中我对阿南说，估计是要一整晚地在这路上欣赏繁星明月了。阿南又信心百倍地说，有伟哥在，什么事都好办。果然，在阿南给伟哥打求救电话后十分钟，一辆长城皮卡停在我们身边，一个粗壮的家伙从驾驶室里跳出来对阿南说，走，打拳皇去。然后又对我说，兄弟你好，我叫伟哥！我就对他说我叫阿仁。伟哥没有穿衣服，在车灯的照射下他的肌肤显出光亮的黄色。我说话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伟哥的胸肌发达得吓人。伟哥跟我解释说，男人就该这样。然后我们把摩托车抬到皮卡上。伟哥独自驾着他老子的车子来帮我们，然后把我们接到了大化。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网吧横行的今天，大化仍保留了几家在小学时代风靡全国的游戏机室，一道门帘遮住小门，街机在昏暗的游戏室里闪烁着。那天晚上阿南和伟哥就在空荡荡的游戏室里比武，伟哥还是赤裸着上身一副很拽的样子，阿南穿着黑色紧身背心习惯性地叼着一支廉价红梅，他们发狂地摇着街机的摇杆，不知情的人看来他们就像在颤抖。阿南和伟哥就沉浸在那小学时代就无限崇拜无限痴迷的游戏里，直到花光20颗游戏币。
    阿南说，伟哥小学的时候曾是班上的三好学生，学习标兵，优秀班干，甚至获得了大化十佳少先队员的提名。可见伟哥小学的时候是每个人眼中的好孩子，优秀的人才，祖国未来的栋梁。但不知为什么，最后伟哥就放弃了当祖国栋梁的打算。

阿南跟我们回忆起他的初中生活。他说那时候伟哥犯了翻墙出校的严重错误，这样的行为激怒了他们的班主任，于是班主任打算给伟哥点颜色看看。他把伟哥拉到教室外，准备给他一巴掌。但就在那时他又发现自己竟然比伟哥矮了一截，因为伟哥长了一米七五的个头。颜色还是要给的，于是他像个武林高手那样跳了起来，在半空中挥起手十分精准地给了伟哥一巴掌。半空中的那一巴掌尤其经典和精彩，假如那是一部动画片里的情景，也许更加生动，或许伟哥会像陀螺一样在原地打转。那时候阿南坐在最靠窗的位置，平日里班主任是个胖胖的中年人，而那一次是阿南成为一名初中生两年以来第一次看到班主任跳起来，阿南仿佛看见一头猪正飞在半空。看到这样滑稽的场面，阿南自然忍不住大笑起来，像高速奔驰的火车，怎样都刹不住，然后全班也就跟着笑起来，疯了一样地狂笑，谁也停不住。班主任似乎觉察到受辱的不光是伟哥，自己也被自己的学生侮辱了，于是就把阿南拉出教室，以在教室大声喧哗为理由将他大骂一顿，罚写2000字的说明书。

除了讲故事，三剑客还要讨论一起看过的电影。这样的兴致在我们高考落败后依然不减。高考的失利似乎让阿南喜欢起了《无间道》里的台词，所以暑假时他常说的几句话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我想同佢换”“对唔住,我係差佬”，阿南说完后总要长长地叹一口气。我想他是把自己幻想为陈永仁了。那时我就模仿《真心英雄》里的台词：“大师，你神通广大，什么都算到，那你算不算得到今天会不会中枪呢？”阿南和阿粲听到这话的时候总会夸张地全身抖动狂笑不止，因为电影里的对话实在很过瘾。这话很有讽刺意味，是黎明说的。那时候黎明握着手枪，枪口对准金三角一位“神通广大”的“大师”，其实是个很衰的老头。老头说他不会中枪，子弹就射穿了他的右脚踝。黎明把大师的右脚给废了，大摇大摆地离开现场，领着兄弟们一起在金三角的棕榈树下集体撒尿。
    我们三人看《真心英雄》的时候，从老板娘铺子里借来的盗版光盘在电脑光驱里拼命地转着，发出拖拉机般的声响，我们眼前是昏黄的画面，朦胧而略显粗糙，镜头里充斥着浓浓的怀旧情调。右脚废了之后，那个“大师”的悲惨命运还没有结束。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不得不面对刘青云的枪口：“大师，你既然怎么准，那你算算，你今天会不会中枪？”老头说他会中枪，刘青云很高兴地说了声“准！”子弹就又射穿了他的左脚踝，于是他的左脚也给废了。刘青云大大咧咧离开现场，和几个兄弟一起到金三角的棕榈树下撒尿。在阿南看来，影片很隐晦地宣扬了一种宿命论，而且大师在面对提问的时候已经陷入了一个悖论的怪圈，所以他是无法避免那样的命运的；在阿粲看来，影片教育我们不要吹牛自夸，否则很容易陷入难堪的境地；而在我看来，金三角的棕榈树很可怜。
    其实黎明那句话可以这样改编：“小子，你平日里那么不可一世，有没有料想到今天会落个高考失败的结果？”在我看来，这话适合三剑客。不管我们接不接受，我们的结局就是失败。
    如前说述，我不得不面对落榜的命运。我想了好久，最后得出自己落榜是因为填写志愿出现重大失误的结论，因为我的高考成绩还不算很差，而填志愿时却弄得一塌糊涂。后来我老妈拿着我的生辰八字去找算命的，算命先生说今年我是遇到了拦路虎——那只老虎不肯让我通过。我想，整个广西的落榜考生不计其数，那拦路虎岂不也是多如繁星？真讽刺。我和阿南阿粲过了三个月醉生梦死的生活后又回到了高中校园。阿南说，你不觉得这像是一个轮回吗？是啊，高三的一个轮回，走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家人对我高考落榜一事十分重视，后来家里作出一个决定：在大厅上安神台，多多祭祀祖宗。安装神台那天家里还请来了道公做法。道公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头发还是深黑油亮的。他做法的时候嘴里念念有词，动作熟练，连贯，就像香港僵尸电影里林正英扮演的大法师。我想他一定是个很有内涵很有工作经验也很敬业的道公。神台安装的仪式完成后，大家一起吃饭。我爸爸和那道公十分畅快地聊了起来，看上去他们很熟。我正纳闷时，爸爸向我介绍道公：“阿仁，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当年在地苏中学里和我一起喝酒的教化学的那个陈老师呀！”我说：“啊……”那时候我正抓着一块鸡腿大啃，听到这话就被噎住了。我突然想起了海子的精神境界。

如前所述，我和阿南阿粲自称三剑客。三剑客是英雄的象征，意味着威力和霸气。我们都是落榜考生，所以我们不是英雄也没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在我看来，这只是个称号，可以自我安慰，也可以壮胆。高四开学后我们又回到了校园，还是喜欢呆在一起。我们常常溜出教室，在偌大的校园里做毫无规则的布朗运动，或者站在操场边上，就像暑假时站在马路上那样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我把陈老师的情况告诉阿南和阿粲时，他们笑得脸部肌肉几乎抽筋了。那时候都安城已经被一片黑暗吞没，远处霓虹闪耀，一片华美的灿烂；近处的教学楼灯光是一片虚弱的惨白，我们不能看清彼此的脸。阿南和阿粲忘乎所以地大笑时，一个人像正在捕食的鲨鱼一样向我们逼近，等我们的距离仅剩四五米时，一个声音说：“你们在干什么！”从那矮胖的身材和尖俏的嗓音可以断定那人是学校的方主任。 “怎么现在出来溜达不上教室？”方主任声色俱厉，我想他是想把我们吓住。阿南很幽默地说：“主任，我们是一群郁闷的年轻人，我们需要这月色的浇灌。这里虽然没有湖光山色，可是也别有一番风味。”
    “你们什么名字？”很不幸，方主任是个没有幽默感的人。
    “杜琪峰。”我说。
    “王家卫。”阿南说。
    “刘伟强。”阿粲说。
    本以为主任会和蔼地说不要这样啦回教室好好学习吧，不料他却说：“你们跟我到办公室走一趟。”我们三个都傻了眼。阿南首先拔腿，像一只受惊的兔子。阿南起到了模范先锋的作用。阿南开始运动后0.5秒，我和阿粲也分别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奋力逃跑。从理论上说，主任的质量远大于我们三人，肌肉的力量也比我们弱，在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具有了一个很大的速度，所以他不可能追上我们。那天晚上的实际情况是，主任在我们逃亡的时候大喊：“你们不要跑！杜琪峰，给我停下来！刘伟强！王家卫！”尽管主任的声音的速度远大于我们逃跑的速度，但始终没有见义勇为的人站出来，我们很快逃出了主任的视线，传到耳际的叫声也渐渐减弱，我似乎还听见主任的话里包含“混蛋”之类的字眼。
    我们逃跑之后的第二天早上，阿粲把我和阿南拉到教室外面，说，我昨晚做了个梦。
    阿粲说，在梦里，他看见无数的人像开会那样聚在一起，站在一条公路旁，路边一片花的海洋涌动，流淌着娇媚的色彩，人们尽情地高呼着，四周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气氛。一辆大巴缓缓行驶在公路上，彩带迎风飘扬，大巴上坐着三名乘客，分别是我和阿南和阿粲。我们把脸紧贴在车窗玻璃上，向路边的人们挥手致意。透过车窗我们可以看见人们举着写有“欢送航天员杜琪峰王家卫刘伟强”和“祝神舟7号飞船发射成功”的牌子，人们也透过车窗看见我们穿着航天服潇洒地微笑着，不远处是直耸云天的火箭发射塔，而火箭上的“中国航天”几个字清晰可见，在阳光的照射下火箭表面银光闪闪。
    “航天员之梦”简直让我和阿南喷饭。难以想像阿粲在主任眼前逃脱后会做了这样一个雄伟大气的梦，阿南认为阿粲有藐视困难的心理，所以会做这样的梦，而我觉得阿粲在影射某种东西，只是说不上来。
    补习的日子很无聊，于是四处搜集在大学的同学们的手机号码。我手机的电话本中对号码的命名是“地名——人名”的结构，但我把人名替换为外号后，电话本中就出现了诸如“保定烧饼”“南京汤圆”“南宁地雷”“桂林钢板”这样的条目。我常常给那些上大学的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活得很好都安的酒很便宜。其实我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弄清楚他们生活究竟怎样，尽管我连自己的生活怎样都弄不清。我得到的答复总是丰富多彩，营子说，以后请不要过分相信那些介绍学校的溢美之辞。我在中央民族大学里极度痛苦生不如死，我找不到我的理想与信念，我又想起了海子。烧饼说，我在保定空闲时间很多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总是发呆。阿郑说，我在江西财经大学里过上了幸福生活，我每天都可以玩魂斗罗。南昌卫视的节目很精彩，晚上总有你和阿南喜欢的港片。后来我发现自己在给从前的同学打电话时养成了不好的习惯。我在挂电话前总是忘不了问同学，你们那学校里可以喝酒吗？结果我得到了丰富多采的答案。北京邮电大学的同学说不可以的，喝酒要被处分；华北电力大学的说，学校的意见是尽量少喝，中央民族大学的（也就是营子那家伙）说绝对不可以喝酒，否则要被开除；同济大学的说学校不管这个；中国农业大学的只从侧面向我解释：我们的女厕所里经常有人吐得一塌糊涂。
    一九八九年，我爸爸在一个叫地苏中学的地方生活。那时候他满脑子对未来世界的幻想，满胸的雄心和抱负，满心的迷惘和郁闷，满肚子的酒。直到很多年以后，他还是会对我说：“地苏中学是我战斗过的地方。”在我看来，这又是一句包含多层含义的话，人们总喜欢这样说话。
    一九八九年是个特殊的年代，海子在那一年选择了躺在山海关的铁轨上。一九八九年令很多人迷惘。那时候有几个老师像我爸爸那样，用句话说就是生活得不爽，因为他们发现他们面对的一切就像下雨天地苏的山上的树木，总是笼罩白茫茫的雾里。没人知道未来到底如何。那是一个迷，岁月跟他们玩的一场游戏，那场游戏在那一代人心中如同班驳的铁锈难以抹煞。那时候有个教化学的陈老师，他和我爸爸是很好的朋友。直到十多年后再次和我爸爸喝酒，他还是说，那时候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举起了手中的大碗，抬起头迎着头顶的光芒的时候他感到了一阵阵眩晕，似乎有一股灯火阑珊的凄凉占据了内心，尽管他还没醉。他们偶尔会把鸡的胆子扔进大碗泡在白酒中，他感觉自己就像那颗胆，在白酒里飘来飘去，浓烈的酒气灌进了他的鼻孔，占据了他全身，眼前的世界开始摇摆，天昏地暗……
    最后，在一九八九年底陈老师离开了地苏中学。至于他离开那里后去了哪，做了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爸爸对此也一概不知，只是在几年后知道陈老师换了职业，做起道公来，积累了许多道公必备的知识，而且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哪户人家死了人就会把他请去做法。这样的事情在常人看来一定是不可理解的。在我看来，他是学化学之人，当一名道公也是很合适的，比如，他可以把一瓶透明溶液和另一瓶透明溶液混合在一起，溶液就变成了红色，或者有气体冒出来，他还可以顺手造出许多烟雾来，令周围的人佩服不已。这叫学以致用。安装神台那天陈老师和我爸爸喝了好多酒。我爸爸好多年没有痛饮了，因为找不到从前的好朋友。他们又说了好多话，陈老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嘿嘿，当年你教我的那句‘时运不齐命途多舛’，我可一直记得呀！”
    在那个庸俗得让人不肯回想的夜晚，我和阿南阿粲站在操场边上。我挨着自己崇拜的篮球架给他们讲了陈老师的故事。后来阿南说，那时候他又想起了那块挂在瓶子上写着“秋哥/jack”的牌子。阿粲则问我，我们是三剑客，我们在追寻一种叫理想的东西，哪怕仅仅只是因为年少轻狂的冲动。可是，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是在重演那些已经老去的人们从前的故事吗？

（三）在我年少的时候

阿亮的QQ资料已经好久没有更新了。每当我打开自己的QQ，总能看见一个灰白的头像，安安静静地躲在好友列表里。自从阿亮死后我再没有看见那头像跳动。在他死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安装了几十种软件试图破解他的QQ密码以便为他修改资料，但均以失败告终。阿亮的QQ资料上写着：“明天，A38，上海路25号”，我觉得这资料过期了，因为我总是想起《重庆森林》中金城武的那句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所以我很想替阿亮修改那过期的资料。或许冥冥中阿亮并不愿意我这么做，他想让那资料成为他留给人们最后的记忆。我想起从前和阿亮看《东方不败》，身负重伤的东方不败纵身跳下山崖时对令狐冲说，我要你永远记得我。
    我一直把阿亮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脑海里，而与阿亮有关的一点一滴，总会在凉凉的黑夜里慢慢显现，它们滑过我的脊背，像夏季里的雨水慢慢淌遍全身，梦里的我就像回到很多年前，站在一场滂沱的大雨中茫然无助。我的身体在雨水中变得酥麻，脑海中还燃烧着一盏油灯，我想那就是阿亮的化身，在黑暗中闪耀，就如同映衬这都安城不灭灯火的北斗星。从梦里醒来，把头探出窗外，看见澄江河上渔船上的星星点点，像是飘忽不定的寂寞，而我又开始回忆从前的日子。我常想，阿亮对于都安来说不过是一个过客，就像学校围墙下面的某一朵花，或者只是一粒沙子，岁月风干了花朵吹尽了沙子也记取了我们年少的笑容，或许很多年后不会有人记得阿亮，除了我。阿亮在我脑中是带有伤疤的一张脸，更多时候是一个久远模糊的轮廓，我总是在尽力回忆阿亮，我担心把他忘记，担心我的兄弟也沉沦为我生命的过客。
    阿亮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兄弟，有什么事就跟我说，谁敢惹你我绝不客气！”我习惯于在阿亮表达他的雄心壮志的时候看着他的脸，盯着他额头上的伤疤。从阿亮的话你可以猜测出阿亮是个流氓。阿亮的身高不过和我一样，小时候他的脸蛋很圆润，给人的印象是天真活泼可爱，将来一定是个多富贵的人。我曾以为自己比阿亮更具有当流氓的天赋，这是因为我不仅比他强壮，也比他勇敢，这是周围的同学所公认的，而阿亮不过是个沉默不语有点内向的孩子。但无情时光证明了阿亮才是最适合人选，长大后他的脸蛋比我的要沧桑。阿亮初中二年级后辍学，在都安街头混迹，很快成为一名有前途的古惑仔，而我则继续在学校里做一名好学生。阿亮不习惯于在外人面前讲话，这使他看上去异常冷酷，甚至有人说他的笑里也藏有杀机。阿亮为了保护我，常常对我说上面那句话。事实上很多时候我是不需要他的保护的。我也常常对阿亮说：“兄弟，有物理或是化学方面的问题就来问我吧，或许我可以帮你。”这总能使人联想到“文武双全”这样的词语。你要是觉得阿亮当流氓不需要知识那就错了。阿亮常常问我物理问题，比如，用啤酒瓶砸别人的头，该以多大的速度；砸在对方头上的应该是瓶身还是瓶底；瓶子速度的方向如何……对于这些问题，我总是耐心解答，直到阿亮弄懂为止。其实阿亮很聪明，初中的时候理化成绩不错。对于阿亮的辍学，很多人都在叹息，我选择沉默，因为我觉得阿亮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且他的选择也自有合理之处。假如以自己的意愿剥夺了他人享有某种生活的权利，那简直就是一种罪恶。我总是耐心解答阿亮的提问。阿亮弄懂了那些物理问题，砸起别人的头来就得心应手了。

阿亮常对我说的另一句话是，阿仁，我这有一瓶好酒，今晚有空吗？如果我答应了阿亮，那么到了晚上我就会在他的房间里陪他边看电影边喝酒。阿亮最喜欢买的酒是22度的桂林三花酒。阿亮说这种酒品质好，既便宜又清冽，风味独特感觉美妙，适合学生饮用。阿亮总是很认真地对我说，虽然桂林有很多酒厂，但唯有这厂的酒是正宗的。说着就把酒瓶举到我跟前说，看清楚了，厂家地址是桂林市上海路25号。我看着那个晶莹透亮的酒瓶，一如注视着如流水哗哗淌走的年华，那瓶酒或许就是我们岁月的积淀，是一道见证了每个春夏秋冬风雨崎岖的无声轨迹，或许又溶解了我们童年纯真的笑声。
    后来，上海路25号就成了一种指代。现在你可以了解到阿亮的QQ资料是怎么一回事。A38是一个地名的指代，而上海路25号则代表了桂林三花酒，因此阿亮的QQ资料的意思就是，明天到一个叫A38的地方喝桂林三花酒。阿亮就是这样一个有个性的古惑仔。

在我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是个很干脆很果断的人，我和阿亮的对话总是简洁而短促，我们把想要表达的意思浓缩在只言片语中。周围的大人说话时总让我们感觉很罗嗦。比如，我们的数学老师总是在我们的童年里不断重复这样两句话：“写完应用题一定要记得写‘答’！”“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不明白啊，真是牛脑！”
    阿亮喜欢约上我，到都安的烈士陵园里转悠，然后坐在石阶上，点一只烟。阿亮点烟的时候，先从屁股后边的口袋上抽出一支递给我，然后又抽出一支塞进嘴里，摇头晃脑地从另一口袋里掏出自由女神外形的打火机很迅速地在眼前“咔”一下，一股青烟便从阿亮的鼻孔里冲出。我们面对着冷俊的烈士塔，俯瞰百才街上那些沉浸在烟尘中的来来往往的车辆。我们肆无忌惮地聊天，共产主义，化学，范冰冰，学校垃圾场，电影语言……看电影是我和阿亮最大的爱好。我们总会被那些迷离的镜头吸引，看那些刀光剑影枪林弹雨英雄末路缠绵悱恻。我们穿梭在时光中，沉浸在那些古老的故事中一塌糊涂，我们流连于那些飘扬的意境，那些带给我们感动的光影声色。我们总会为电影的情节和结局感叹，感叹《花样年华》的凄婉，感叹《人在江湖》的叱咤，感叹《旺角卡门》的激情，感叹《九龙冰室》的悲哀，感叹《英雄本色》的悲壮，感叹《枪火》的豪爽。更多的时候，我们感叹的是电影主角们的命运：电影的结局他们总是死掉，而且不动声色完全出乎我和阿亮的意料。像《暗花》里梁朝伟毫无征兆地被“自己人”用一颗子弹结束，消失在澳门的沉沉黑夜里。
    说完了电影，阿亮还是意犹未尽地又点上一支烟对我说，阿仁，给我讲故事呀。于是我就看着阿亮的脸，给他讲一九八九年的故事。我说，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我的爸爸在一个叫地苏中学的地方呆着。地苏中学坐落在地苏某山脚下，在我看来，那有点桃花源的味道。那时候我爸爸很郁闷，所以天黑了之后他经常跟一群老师躲在屋子里喝酒，然后就像我们一样畅谈理想与现实。我说，那时候我爸爸最得意的是自己还很年轻，内心满是激情，胸口仿佛有一团火，要冲出他的喉咙。其实这是所有有抱负的年轻人所共有的特点。那时候我还很小，那些颓废的场面我没能记住，也没机会目睹那些老师们傲岸不羁的脸，唯一记在脑中的是在一间窄小的屋子里吊着一盏灯泡，屋子里有一排书架，一张床，一张饭桌和几张椅子。夜色总是温柔的，那盏低功率的灯泡总是发出昏黄的如同发霉了的灯光，混着苔藓的味道，融在潮湿的空气里，屋子里的一切都在地上留下了阴影。我总觉得那样的画面很煽情，因为它营造了一种独特气氛。王家卫拍《花样年华》时使用独特照明效果，大概也就是为了煽情吧。
    对于年轻，我是这么想的：年轻等同于激情，有激情就年轻，没激情就是老了。以前我爸爸喜欢喝酒，还满胸的激情，说明那时候很年轻。我和阿亮一起时我们也很有激情，因为我们年轻。但是按照这样的推理，我就会得出自己的外婆年轻的结论。我的外婆八十岁了，她每天精神抖擞地喂鸡，做饭，然后兴致勃勃地看电视。她最喜欢看的节目是每周星期天CCTV5都会转播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当擂台上两个粗壮的家伙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她在电视前充当起了教练的角色，嘴里念念有词：右勾拳，快呀，右勾拳！外公死之前她和外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现在外公死了，她仍保留了指挥别人出右勾拳的爱好。在我看来，她精力充沛，年轻依旧。

我和阿亮成为兄弟是在十年前。那时候我和阿亮一起在一所小学里过日子。我们的童年时代是心中永远难忘的。那时候阿亮虽然和我称兄道弟，但我们都是很老实的学生，我们的心灵很纯洁，我们的思想很天真。阿亮还是班里的三好学生，学习标兵，优秀班干，用老师的话说，我们都是祖国的花朵，我们的校园就是培育我们的大花园，老师是辛勤的园丁。不可否认阿亮是个好学生，但那只是之前的事。三年级的某天之后阿亮不认为自己是祖国的花朵了。改变阿亮信仰的事情发生在某天放学之后。
    对于放学回家，在这里有补充的必要。那时候学校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小学生放学后排成队一起回去，都安县城道路结构并不复杂，只有几个大致走向，所以学生们只分成了三四个小队往不同的方向，每个小队由班干带队。我和阿亮往南走，而往南的人数不少，因此我们所在的队伍规模不小，而且由班长小倩带队。我们走的那条街叫迎辉街，寓意应该就是迎着太阳的光辉。在我看来，迎着光辉并不意味着什么，太阳下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一年级时我和阿亮就曾亲眼目睹一个小伙子被一群人揪住捅了十几刀，鲜血喷出的情景使我想起东方不败被任我行用吸星大法吸血的经典场面。
    我本人觉得小倩的相貌还是挺不错的，阿亮也赞同我的观点。小倩带队的时候总是神气十足，从她挺胸抬头的走路姿势和对其他人的不屑可以看出。作为班长，小倩拥有向老师打报告的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众多男生不敢得罪她。但在我看来，虽然她长得不错，但是头脑简单，有点像我家门前洼地里的蝌蚪，因为蝌蚪总给我大头大脑的感觉。后来上了初中学到单细胞生物草履虫，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小倩。把小倩同草履虫联系起来是不对的，但我有证据证明小倩很白痴。有一天小倩向老师打小报告说，当天上午放学后小曼和大头两人放学后不跟队伍走，擅自到百货大楼里闲逛，然后到小曼家里看《莲花争霸》。《莲花争霸》曾经风靡都安，那时候老老小小都喜欢《莲花争霸》里那首罗文演唱的主题曲：
    什么时候天地变成江湖
    每一步风起云涌
    什么时候留泪不如留血
    每个人也自称英雄
    什么是黑白分明
    是是非非谁能回头
    啊什么刀光剑影
    把风花雪月留在心中
    无怨无悔我走我路
    走不尽天涯路
    人在江湖却潇洒自如
    因为我不在乎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首歌的曲调，只是忘了故事的大部分情节，只记得有沈冲、白玉川、南宫蝶还有一本叫《莲花宝典》的武林秘籍。
    小倩打完报告，老师问，这件事你也有份吗？小倩摇头，老师说，你没有去，又怎么知道她们做了什么？小倩只好说她也去了，老师就说那刚才还说没你的份？这说明小倩很单纯，但是单纯的近义词就是白痴了。此外，我和阿亮都觉得跟着小倩率领的队伍很危险。因为队伍总要横穿马路到对面，而横穿马路也是由小倩来指挥的，这就是说，大家的生命掌握在白痴小倩的口中，小倩喊“跑”，大家就跑过马路，小倩喊“停”，大家也就停下。万一小倩喊错，就可能产生某种后果，如果我要拍电影，我就这样设计情节，如果是伦理片，那么司机就会发现自己撞倒的某个孩子的母亲是自己旧日的情人，而自己竟是孩子的父亲。如果是少年故事片，那么在卡车司机即将撞上小学生们的时候就有一个身影像一道闪电窜出，那人冲了上来把小学生们推开自己却被撞倒了，最后小学生们看清了那人是自己的老师，泪流满面；如果是恐怖片，那么有一个小学生被撞死，之后学校就发生了许多怪事……好在大家更愿意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过马路时都以自己的想法为准，小倩的口令最多也只是个参考，所以最终什么事也没发生。
    三年级的时候发生在迎辉街上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和阿亮厌倦了和队伍一起，渐渐放慢了脚步。我们慢慢欣赏着路边的各种景物，还不时地哼起动画片《时间飞船》里的主题曲：“呼哈哈，呼哈哈，呼哈哈罗哈！……”小倩很快发现自己统领的队伍少了两人，于是往回走企图对我和阿亮进行批评教育。小倩赶来的时候我和阿亮正在讨论关于爱与恨的问题。阿亮说他的妈妈对他是爱恨交织。我对阿亮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阿亮问我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也不理解那句话的含义，那只是我在偷看表哥写给女朋友的情书时学到的。我根据自己的语文水平向阿亮解释说，爱与恨都需要理由。
    那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身影，原来小倩正气冲冲向我们走来，飞扬跋扈。我对阿亮说，你看，小倩恨我们哩。阿亮问我该怎么办。我又想起了一句话：“用爱化解仇恨。”于是对阿亮说，我们应当化解与小倩的恩怨。阿亮问我怎么化解。我想起自己曾看见表哥亲女朋友的脸，于是我说，等她走近了，你上前亲她一下。阿亮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小倩不可一世的脸出现在眼前。阿亮二话不说冲上去亲了小倩的脸。“干什么，嘴好臭！”小倩嚷嚷起来。
    阿亮的吻留给小倩的印象就是他的的嘴很臭。事后我问阿亮当时有什么感觉，阿亮的描述是，没什么味道，原来亲嘴这么不好玩，还不如去吃冰淇淋。这说明那时候我们都只是懵懵懂懂的屁孩，只配玩耍嬉戏。但班主任不这么认为。那时候班主任就正骑着自行车在回家的路上，而且看到了阿亮英勇的一幕。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阿亮是三好学生。班主任把我们拦住。耳光。耳光。耳光。当时班主任扇了阿亮三下，后来又通知了阿亮他爸到学校。在学校里，阿亮在老师和他爸面前说：“我不是故意的……”却始终没有把我给出卖。阿亮他爸又给了他五下耳光。从那时起阿亮觉得自己不是祖国的花朵了。我同意他的观点。上初中后我还从数学的角度为他证明了这一点：假设阿亮是祖国的花朵，大人们则是花园里的园丁，可是大人们打了阿亮，也就是园丁在糟蹋花朵，这是不符合现实的，所以“阿亮是花朵”的假设并不成立，所以阿亮不是花朵。

    直到很多年以后，阿亮还是会一边吸烟一边看着我，然后轻轻将烟气吐到空气中，然后对我说：“从那以后那所小学成了我童年的噩梦。所谓的祖国的花朵就是这样成长的。”那些烟气在空气中弥漫，蒙蒙胧胧地翻滚着扩张着然后将我们眼前的风景吞噬掉。有时候我感觉那些烟气进入我们的体内，在我们躯体中徘徊而不肯散去，或许那只代表着我们无法言表的留恋，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童年早已散场；当那支烟慢慢燃尽最后只剩烟头，我们感觉童年竟像一支烟那样匆匆烧掉而不可追逐。而我们的心在最初那纯真的理想与迷离的现实之间徘徊。故事的结局，就如同生活的结局，只是周而复始，像空气中尘埃，碰撞又纷飞。
    我和阿亮坐在烈士墓的阶梯上，像上了年纪的老大妈那样讨论着发生在都安的大大小小事。都安就像一个工厂，人们在工厂里辛勤地工作，生产所谓的产品。一股股浓浓的烟气从工厂的烟囱里冲出，将天空染成黑色；机器大口大口地喘气，于是人们汗流浃背……那些机器不停地运行，大大小小的事被制造出来，供人们吃饱喝足后慢慢玩赏，假如没有了这些事情，生活就索然无味了。阿亮亲小倩这件事使阿亮以前留给老师们的形象被撕扯成了碎片。阿亮做错题目的时候，老师就会说：“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不明白啊，真是牛脑！”
    更多的时候，我不能陪阿亮，他只能独自一人坐在烈士墓的阶梯上慢慢抽烟。烈士墓给我和阿亮留下的唯一记忆就是一片红色的飘扬的红领巾和激昂雄壮的歌声。小学的时候，每到了清明节，小学生们总是站满了那个大理石平台，痴痴地望着那高耸的纪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几个遒劲大字。那时候红领巾在他们胸前飘扬着，招摇着，跳动着。小学生们总会在那里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和阿亮混在人群中，同样高亢地跟着唱，忘乎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我们是有激情的，但那些激情并非发自我们内心，而是由那首歌发起的。
    之前我说过，我从不认为阿亮具有当流氓的天赋，这是因为从小到大，阿亮都是瘦瘦的，这显然不符合传统的观念：要打架，身体要壮。后来我看了电影《香港制造》才知道其实不是身材弱小就不可以当流氓，只要凶狠，别人就会怕你三分。电影里的主角中秋也是个瘦瘦的小伙子，却是如鱼得水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间穿梭，收保护费，而且也像阿亮那样拿酒瓶砸对方的头。我一直对那部影片念念不忘，因为那是一部情节特别的电影。在电影的结尾，镜头在山头间晃动着，然后慢慢切换到干枯的树枝，断了线的风筝挂在孤零零的树上，而粤语女声从广播中传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也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人民广播电台，以上播放的是毛泽东同志对年轻代表的谈话，现在让我们用普通话来学习……”等女播音员说到此处，屏幕就慢慢暗下去，字幕伴着音乐突地涌上来，以不可阻挡的气势爬升，宣告影片结束。我是和阿亮躲在他卧室里看这部片子的。之后阿亮对导演陈果大加赞扬了一番，说《香港制造》是电影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这只说明了阿亮看完电影很兴奋或是很激动，因为之前他看完《灯草和尚》也是这样的。
    在《香港制造》的结尾，中秋说：“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应该死的不去死，不应该死的就全死了……我们这么年轻死，所以我们永远都这么年轻。” 我想他说得很对。告别绝望青春的少年永远年轻。
    我和阿亮总是为电影里的主角们叹息，叹息他们的命运。最初我和阿亮只是在想电影的结局真他妈出人意料电影导演真他妈牛逼，然而就在我们为自己的电影修养沾沾自喜还喜欢猜测电影的各种结局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电影里的情节也会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一因为电影本身取材于生活。直到阿亮的妈妈在一次意外中死去，我们才认识到这点，从此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是很认真很认真，哪怕它只是一部搞笑片。搞笑片也是包含黑色幽默的。
    阿亮的爸爸为了做生意很少回家，妈妈是一名医生，在一家离都安近百里的医院工作，也只能每逢周末回家。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医院所在地区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发生连环撞车事故，一辆长途客车撞到了货车尾部，死伤不少。那时候大雾笼罩着整个路段，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那些颗粒像子弹一样从苍茫的夜空里坠下，穿透死寂的迷雾，打在生硬的路面上，沙沙声与哭喊声彼此都分不清了。救护车和交警同时赶到事故现场，交警们在事故现场树起了标志牌。就在阿亮的妈妈和其他医生们抢救伤员的时候，一辆大货车以超过百里的时速向事故现场驶来。大雾弥漫中司机隐约看见前方有标志，可是等他明白这一切的时候，货车已经越过了警戒线，冲进事故现场。雨还是淅淅呖呖地下着，依旧穿透死寂的迷雾打在生硬的路面上，只是现场没有了起伏的哭喊声……
    那次事故中客车的乘客和几名医生全部遇难，成为那条路上最惨烈的一幕。阿亮失去了母亲，从那以后“死”就成了我和阿亮的话题之一，我们常常探讨此类话题，诸如人死的那一瞬间会看到什么奇景，死后会到达什么地方等等。大人们就觉得我和阿亮心理黑暗，幼小的心灵被污染被毒害了。但我们还是那样热衷于此类讨论，如果和枪战有关，那当然就更刺激。在某一年都安的高岭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都安县公安局的警察们重兵出动把一个叫莫少权的悍匪打死了。那时候都安的电视台记者跟随警察行动，莫少权被打死后，他的尸体通过都安新闻向全县人民展示。我觉得那样他虽然死了但一定也很难堪。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幅被黑暗所充斥的画面，只有画面的中央被一盏灯所照亮，莫少权就躺在那片亮光下，许许多多的飞蛾在尸体上方盘绕着，疯一般地飞舞。
    后来我就和阿亮讨论莫少权的生平事迹以及警察的那次行动。阿亮有个表哥住在高岭。阿亮据表哥的描述告诉我说，那时候公安动用了大批警力，都配了冲锋枪,莫少权全身至少有几百个弹洞,肉都给打烂了，就像早上吃的小笼包里面的碎猪肉一样。公安撤离后人们赶到事发地点拣了好多弹壳。阿亮又说，那个莫少权自己会制造炸弹，是个炸弹制作的爱好者，他用自己制造的炸弹来做实验，拿警车当实验品，所以炸烂了好几辆警车。他身上也有冲锋枪。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在都安发生的概率是很小的，只有在香港警匪片中才会有。后来我们猜测他在死前说了什么。
    对于莫少权死前最后说的话，最庸俗的说法来自高岭某小学生的作文。在那篇作文里，莫少权中了好多枪，万箭穿心般痛苦，那时候他猛然间明白了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宝贵，可是一切都太晚了，在他即将倒下时，他深情地环视着大地说：“再见，这片可爱的热土，再见，纯朴的父老乡亲！”在另一篇作文里，莫少权倒下了，在他咽气前，挣扎着用尽所有力气从怀里掏出一张被子弹洞穿的人民币，那张人民币被染成了血色，所以没人知道它的面值究竟是多少。莫少权抓着那张钱币，对赶来的民警说：“这是我这个月的水电费。”以上说法很扯淡，完全不可信。一些赶到现场的村民猜测说，那句话应该是“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比较流行的一句话。一些自称目睹该围剿过程的村民们说，其实莫少权死前并没有感悟到什么，他只是用尽气力说：“操你妈，你们这群差佬！”这说明他很不服气：你们一个排的兵力来围攻我一人，当我是周润发啊！这是比较使人信服的一种说法。不过最后还有一个专业升级版的说法，是阿亮的表哥说的。那句话是：“操你妈，莫建国，你这杀千刀狗日的！”对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莫建国是莫少权的同伙，原本是和莫少权呆在一起的，那天傍晚莫建国说没钱可用于是到邻村去赌两把，很快就回来。可是那天晚上莫建国运气很不错连续赢了好几场，所以不肯离开。后来警察把莫少权包围，莫少权寡不敌众。假如莫建国在场，他就可以从腰间掏出两把自制手枪和手榴弹同警察们干一场。所以实际情况是，莫建国听到邻村密集的枪声后逃跑，莫少权含恨死去。至于莫建国最后跑到哪去了那就没人知道了。
    小学毕业后我和阿亮一起升入了全县最好的中学念初中。我对整个初中的记忆是模糊的，除了与阿亮有关的事物。不知从何时起，我和阿亮构成了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阿亮看到的是我，我看到的是阿亮，还有就是与我们有关的事情，它们构成了我们眼前美好的风景。我和阿亮打造那个世界，用我们的希望与追求填充，把曾经的或喜或悲的回忆搅拌，让不羁的心灵自由驰骋。有时候我觉得，阿亮就是我，我就是阿亮，我和他具有同等思想，在批判现实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我和他具有同等效力，在打架的时候也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我仍能想起关于阿亮的一点一滴，还有他对化学独到的见解。初二的时候增加的物理化学科目引起了阿亮不小的兴趣，那时候化学老师要求人人都要记下元素周期表前20位元素。一节课上老师刚好提问阿亮。阿亮站起来就说：“氢氦锂铋硼，碳氮养你奶！”阿亮的话不仅给在场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极大方便了后来大家对元素周期表的背记。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阿亮总是对我说“今我方为刀俎，人为鱼肉”“生当做鬼雄，死亦为人杰”。

阿亮在读完初二之后就再没进过学校课堂。阿亮决定辍学是非常突然的事情，至今我也弄不懂其中的原由，也不需要弄清。或许阿亮也曾告诉过我，只不过那是在我俩都喝醉的时候，所以我也没记住。那时候阿亮的爸爸竟专门找到我，要我劝阿亮读书。但我始终没有对阿亮提起学校两个字。有时候我觉得阿亮就是在茫茫宇宙中穿行的一颗寂寞的星球，我不必要去改变它的轨迹，况且我不知道哪条轨迹更好，除非那颗星球要与地球相撞。于是阿亮理所当然在都安的大街上开辟自己的新天地，我继续我的校园生活。阿亮很快在外面混得像模像样了，当然，他的额头上多了一道伤疤。我还是呆在校园里，每天对着天空发呆。都安的天空在晴朗时显得躁动不安，在阴雨时黯淡压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像一朵被摘下的花，义无返顾地走向枯萎，宋祖英每天挂着谄媚的笑容在电视里不厌其烦地唱“天更蓝了水更清了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啦啦啦啦，幸福的笑容天天挂眉梢……”在我看来，都安的天空还是那样使人失望，都安的澄江河上还是飘着各种气味，每个人的表情还是僵硬得几近龟裂坍塌。
    初一的时候我开始到都安某个角落的一个租碟店里租碟子。后来我跟老板娘熟了。有人说老板娘是某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不知什么原因就不愿当医生，干起了这样的职业。刚开始我和阿亮不相信这种说法，但我们也没理由否定，而且老板娘从未对我说起她的经历。几年后我从网上看到一个例子说有个叫陆步轩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干起了卖猪肉的行当，我才觉得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认真想想，大学生当老板娘本来就没什么奇怪的，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即使当初她不开那样一间租碟铺而是走进青楼，那也不足为奇。在陈果导演的《榴莲飘飘》里到香港做皮肉生意的大陆女孩秦燕就是戏剧学院的毕业生。
    我对阿亮说，你看那个老板娘，我觉得她很有个人信仰。接着我就解释说，因为她的店铺里虽然堆满了上千张影碟，但却全部是港片，这只能解释为女老板对港片抱有一种崇敬，一种别人无法体察的情怀。阿亮听后沉默片刻，然后说：“我的信仰就是——自由。我希望可以去流浪。”
    阿亮说他想去流浪。对他的想法，我总是非常支持的：好啊，趁着我们都还年轻。说实话，在我看来，年轻是我和阿亮最大的资本，有了年轻，没什么不可以，知识不够，我们可以拼命读书，身体太衰，我们可以天天跑步，有人欺负，我们可以教训他。我很担心自己老去。人一旦老了就没有了激情。很多科学家老了之后也很衰，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发觉这一点。
    王小波在《白银时代》中提到这样一个例子：假设有一只猪，出于某种古怪的动机蹲在公路边上，把尾巴伸在路面上让过往的汽车去压，那么听到汽车响时，必然要怀着同样忐忑不安的心情想到自己的尾巴，并且安慰自己说：司机会看到它，他不会压我的……因为年轻，我和阿亮的想法就跟那头猪有些类似，我们想：我们还这么年轻，我们的生活还很长。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死。都安那么多人，虽然几乎天天有人要去吃汤圆，但绝不会是纪念我们的汤圆。
    但我和阿亮害怕自己衰老，尽管我们都只是十多岁。在我们看来，衰老的概念并不是身体上的衰弱，而是激情不再和创造力丧失的悲哀。王小波又说，创造力是生命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生命非常短暂，有人活到了三十岁，有人活到了四十岁，有人根本就没活过，海明威在六十岁上感到自己丧失了创造力，就用猎枪把脑袋轰掉，川端康成在七十岁上发现自己没有了创造力，就叼上了煤气管。在我看来，人老了之后，记忆的编排往往出现错误，就像二手市场里那些DOS时代的电脑磁盘，总是出现很多错误。
    阿亮说他想要流浪。这样的想法在现代社会流露出来，显然让人觉得阿亮很堕落。但在阿亮说出他的想法后，我觉得阿亮成了李白。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流浪这种行为是很普遍的，而且万人景仰的李白也喜好流浪，他在朝廷不得志感到不满心中不快继而厌世然后把心一横开始流浪，流浪途中还写了很多表达对现实不满的诗句还不忘告诉世人他正骑着白鹿逍遥自在。在流浪这种想法上阿亮和李白很相像。
    在我看来，李白不过是个愤青罢了，看不惯他所在的那个世界，为了发泄就选择了游山玩水的生活（其实也等同于流浪）。李白除了欣赏祖国大好河山仍觉不爽，于是又在腰间挂了个葫芦，里面装了好多美酒，这样李白又有理由在他的诗句里告诉人们，他很喜欢喝酒，而且喝酒很厉害。在喝酒这种行为上阿亮和李白也很相像，只不过李白喝的是散装酒，阿亮喝上海路25号。不管阿亮和李白有多么相似，问题在于，李白能够成为名垂史册的诗人，还被世人尊称为诗仙，而阿亮只能成为古惑仔。对于两个愤青完全不同的命运，我认为较有说服力的一种解释是：中国的古代社会是封建阶级统治的万恶的黑暗社会，那时候虽有仁人志士反抗压迫，但更多的百姓则选择了沉默，敢怒而不敢言。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愤青的出现显然让民众看到了一点光明，人们都有了这样的意识：他们需要愤青，愤青可以为人们提供反抗的动力。直到我和阿亮生活的年代，李白仍受全国人民的追捧，因为他体现了某种精神，而人们恰恰需要这样的精神。虽然阿亮也是愤青，但如前说述，人们需要的是精神，并不需要阿亮这样的人——显然，在人们眼中，现在的愤青显然是多余的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为对现实严重不满的人，诸如阿亮一类的愤青，在古代往往可以成为诗人、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可以把他们的个人思想和见解写在宣纸上供后人研究和瞻仰，可以写很多讽世的作品流传到现代为编写教材的人提供材料，可以让人们永远记住他们从而不被历史的波涛所淹没；而如果他们生在现代，那么只能像阿亮那样做古惑仔，写出来的几句话也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我只能认为阿亮错就错在生活的年代和他的性格不匹配。假如他生活在盛唐时期，而李白生活在现代，或许我的课本就要改写为：“蔡学亮，号青莲居士，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因性格傲岸，不为权贵所容，一生游历名川大山，写了许多控诉现实黑暗的诗篇……”而我的兄弟李白则会和我一起窝在房间里看电影，嘴里振振有辞地说：“我要去流浪”，有空时就到街上拿啤酒瓶砸别人的头。

阿亮的坟墓就在澄江河岸，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位置。在阿亮死后，我很担心自己会把它给忘了，所以有空的时候我就会拿着一瓶“上海路25号”到他的坟头祭奠他。我静静坐在杂草丛生的石碑前，看澄江河上漂浮着的垃圾慢慢从眼前掠过。假如从很远的地方望去，澄江河就像一碗粘糊糊的粥，那碗粥被一片墨绿色笼罩着，所以永远看不清河底。阿亮的石碑正中央刻着“蔡学亮英年之墓”，右边是具体的生卒年月，左边是立碑日期。我在墓碑前对阿亮说，阿亮，祝你在另一个世界混得好。然后和阿亮分享上海路25号，每人半瓶。酒入愁肠的时候是一种很冰冷的感觉，伤痛和凄凉的搅拌，能让我哆嗦不已。
    阿亮不止一次对我说他想流浪。后来他就真的去流浪了，最后客死异乡。阿亮有个朋友开大货车往返于都安与广州，他顺路搭那个朋友的车到了广州，朋友说有点事要办，于是阿亮在货车上等着。朋友回来的时候发现阿亮倒在车座上脸面是青灰色的。没等朋友把阿亮送到医院，阿亮就死了。阿亮的爸爸说，阿亮只是在几天以前说他有时头会很痛，没想到那么严重，以至在广州发病死去。按照规定，阿亮的尸体必须火化。广州是人口极密的城市，形形色色的人挤在那座大都市里谋生，每天也有很多人死去，有讨不到工钱自杀的，有被黑帮砍死的，有情杀的，所以火化也要排队。阿亮的老爸赶到广州，向殡仪馆交了钱使阿亮不必排队，然后又买了个大理石骨灰盒。一路烧香把阿亮从异乡接了回来。道公交代阿亮的爸爸说，一定要不停地烧香，像长明灯那样不能熄灭，否则阿亮的魂魄就会在异乡飞散，阿亮就不能回到都安。
    我听到阿亮死去的噩耗时脑袋就像被啤酒瓶狠狠地砸了一下，然后一阵寒流从脑袋往下涌，贯穿全身直到脚趾，这样的感觉重复了很多遍。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走了，连告别的话也没来得及说。我想起一句歌词：“慢慢地当我发现，已经忘记你的脸。”我很害怕自己忘记阿亮。我努力回想最后一次看到阿亮的情景，回想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幅画面。最后一次看到阿亮，他正安安静静地看电影。长长的头发盖住了他额头上的伤疤，甚至是他的眼睛，他躬着身子坐在电脑前，身影那样瘦弱而显得无助，我和他打招呼，他转过脸看了我一眼说，你来了，然后又盯着屏幕。阿亮死后，我开始了回忆。人们总是喜欢回忆的。把不同的人陈列在脑海里慢慢观赏，就像在博物馆里漫步。当某个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后，人们总是不禁不住要回想那个人做过的事，回想他的每个动作，甚至每个表情。但一切想像都是没有依据的，因为那人死了。那人的形象变成了一幅正在创作中的画像——作画的人无法确定自己画得是否准确，要么把线条棱角擦去，要么胡乱添上几笔。那样的情形常常在我的梦中演绎。在我的梦里，阿亮的脸总是蒙着一层雾，我看不清他的眼睛，甚至看不清他的脸。可他还是在嘴里叼了一支烟，对我说，阿仁，我这有一瓶好酒，今晚有空吗。然后阿亮习惯地对我笑笑，飘然而去。半夜里醒来，阿亮从眼前消失。到窗前远眺，澄江河在黑暗中沉睡。于是启动电脑，继续破解阿亮的QQ密码。
    在灵堂上，我望着那个白色的骨灰盒，里面装着的是我的朋友阿亮。那个骨灰盒很小，就像我妈妈腌制酸菜所用的坛坛罐罐。灵堂里挤了不少人，都是阿亮平日里的朋友，他们也像阿亮那样留着长长的头发，眉毛里透出的是年少的不羁与对世事的不屑一顾。他们和我一样懊丧地注视着那个白色的盒子，说不出的感慨。
    我是在十年前认识阿亮的。三年前，在我高一的时候阿亮死去。我无数次在梦里梦见他，惊喜不已，一觉醒来顿悟这一切不过是我一相情愿换来的繁华虚幻。或许我舍不得的只是匆匆流逝的年华。我又想起了《香港制造》里中秋的话：“我们死得那么年轻，所以我们永远年轻。”我想这句话很适合阿亮。我还要继续走我的路，而阿亮会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