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燕玲:以精神穿越写作 ——关于广西的青年作家
|
|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张燕玲 发布时间：2007-08-18
|
|
作为广西的文学评论工作者，我首先是一位读者，在对广西作家作品的大量阅读中，寻找那些让我心灵为之一热、一动或一亮的作品时，我发现了许多热爱文学的年轻作家的笔，从人出发，穿越心灵，又以人为归宿，以精神穿越写作，真切地书写着发自他们生命深处的感受和发现。在这个出生于1970年代前后的年轻群体中，有两个文学现象令我感动和惊喜，一是青年小说家群体，包括映川、李约热、朱山坡、黄土路、纪尘、锦璐、潘莹宇、橙子等青年作家；二是活跃异常的“青年诗歌群”：“自行车”、“扬子鳄”、“漆”诗沙龙、“相思湖”诗歌群以及“南楼丹霞”诗群等，刘春、非亚、盘妙彬、谭延桐、黄芳、吉小吉、陈琦、琬琦、许雪萍、伍迁、罗池、谢夷珊、大雁、董常跑、侯珏、卜安、牛依河、乌丫、费城、李冰、斯如等人的诗作，凸显了中国诗歌现场多元共生的艺术风貌，既受到传统文学名刊的青睐，也散见于各类诗歌民刊和网站，尽管诗质不一，尽管还缺乏翘楚国内诗坛的大家，但他们对诗与现实、诗与艺术的理解，以及对汉语诗性的把握日渐自觉和成熟，广西青年诗人与诗歌群体精神上相互取暖，创作上莺飞草长、杂花生树，他们在多元共生中建构广西诗人不可替代的立场与文化身份，并逐渐在全国诗歌语境中获得认同，更为可喜的是“广西80后诗歌创作群”已闪烁其中。对于诗歌，我无力作出更为精确诗化的评论。本文企望从小说个案出发，抵达广西青年作家穿越现实的精神叙述。
新世纪以来，广西的青年小说家中涌现了以映川、纪尘、锦璐、凌洁、蓝薇薇、杨丽达、冷月、紫音、梁志玲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女作家，她们以自己出类拔萃的创作改变了广西文学女作家稀少的格局，以个性化的女性写作丰富了中国的女性文学。中国当下的女性文学中，女权主义写作始终强调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启蒙主义写作则强调两性的平等，而映川却以自己创造性的写作婉拒这两条惯常之路。在她一批中短篇和长篇创作中，尤其2004年的三部小说《宋响的玫瑰》（《作家》2004.11），以及《人民文学》第6、8期推出的两个中篇《我困了，我醒了》、《不能掉头》，表述的是现代女性新的精神取向——拯救男性。从《宋响的玫瑰》中那个裸体而优雅的女人对宋响的拯救，到《我困了，我醒了》宽厚美好的卢兰对以沉睡逃避责任的张钉的唤醒，再到《不能掉头》宋春衣对黄羊的拯救。只是《我困了，我醒了》把拯救男性的故事叙述得更为开阔生动，拯救的问题也少了些刻意多了人性向善的感染力，因而在三部同题作品中更具文学力量。作品不仅以极大的热情抒写了上善若水的卢兰，也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与张钉同样犯冬眠症以逃避责任的男性世界和社会潮流。而对女性自我的拯救，新作《三公里》（《上海文学》2007、6）冷静迷人地告诉我们：只能来自女性自身、来自女性间生死与共的友谊。这种悲观与理想同在、尖锐与温情共生的诗性叙述，质地凌厉而富于骨感，文字从容并直指内心，充满智性，尤其反讽的大量使用，精妙可感的细节、精辟的开头和寓意凸现的精彩结尾，都给读者意外的惊喜，也体现了作者出色的文学表现力。
映川以生活的鲜活感和心灵的抒写，呼唤着男性世界的血性和精神力量，体现了她对中国女性写作的独特发现、独特表现及其不懈的艺术追求，她为今天的女性主义文学注入新血液的努力，引起了国内文坛的关注，入围颇具盛名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作品被众多的选刊和年度选本转载，《不能掉头》荣获2004年度《人民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著名评论家李建军认为，映川和葛水平、晓航是2004年度中国文坛最值得关注的文学新人。
如果说映川的女性书写因阔丽沉静、尖锐温暖而智性丰饶的话，纪尘笔下的两性世界则显得巫气十足，灵气逼人。她秉承林白“私人性写作”的文气，执著于追问两性关系的层层冲突，开掘女性的内心世界，反思女性的成长之路，探索女性潜在意识的深处，包括身体的尖叫与撕裂，以及对温情哪怕是片刻温暖的渴望。其中中篇《九月》（《芙蓉》2004、2）、《并蒂榴》（《钟山》2005、6）和长篇《缺口》（《大家》2003、3）、《美丽世界的孤儿》（《钟山》2005年长篇B卷）最为典型。两性关系为她的想象轴心，纪尘着力思索男人和女人，尤其在女性的爱与恨、生与死间，看到女性创世与灭世的原初力量，生生不息却以暴易暴；看到原罪的源头，根于男性私欲，根于原始生命的欲望。纪尘叙述的质地纯粹清晰、妖娆苍凉、寓意却暧昧深长，那抹亦正亦邪亦喜亦忧的复杂，那源源不断的意象和精神感悟，来自生命深处的女性书写，契合着纪尘永远独处的静默的生活状态。她把自己当作美丽世界的孤儿，总是把自己迁移到人群的远处，偶尔见面，一副不知油盐不知汉魏执迷不悟的懵懂样，常常令人捧腹大笑。她简单地独处，又不简单地独自流浪，身体与精神的不断流浪，新疆、西藏、内蒙、云南乃至广西边地，转身便是一部部岁月的光影和生命的碎片，真切而疼痛，优雅而锐利。读着她的小说，我好像感觉到她在穿刺自己一颗滴血的心灵，感觉到内心的灼痛，自虐又自恋，历经沧桑又远离浊世。然而，纪尘毕竟在尘世生存，拔毛离地而飞，当然无力解决两性的层层冲突，无力与个人经验保持更大的距离，也无力思辨个人岁月与社会与女性宿命的关联，进而拓开更广阔的书写视野，进入一个更为广大的人心世界。她的新中篇《花街七十号》（《作家》2006、7）就有所突破，也为此，纪尘的书写值得我们期待。
同样也执着书写两性关系冲突的锦璐，以中篇《双人床》（《当代》2004、2）、《漏水浴缸》（《钟山》2004、1）和长篇《男人的尾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等作品，描述了迷幻城市里迷幻的心灵，以及迷失在欲望中的俗男雅女，描述了系列的准成功的都市男人——身体与精神大多委琐困顿、失血苍白，道貌岸然的外表还时不时漏出卑劣的尾巴。锦璐与笔下的现代都市新女性们极尽嘲讽之能事，并以各自的理想，挣扎于一地《城市困兽》（《上海文学》2002、6）的物欲与性欲中，找寻着身心的突围之路。锦璐的故事机巧不断、细节精彩纷呈，时而还不免身陷故事而缺失主体。这些作品连连被转载，《双人床》还获《中篇小说选刊》年度奖，但随着生活阅历和对小说的理解加深，锦璐对自我有了一次重新发现，写作面越写越宽广，叙述也越发讲究越见质地。她新近发表的中篇《美丽嘉年华》（《花城》2006、1）《弟弟》（《钟山》2006、2）《补丁》（《广西文学》2006、5-6）一反最初对城市欲望和男性的简单化描述和嘲讽，而是沉潜入现实的内核，敏感捕捉和展现现代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流变，尤其遮蔽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物特别是普通女性的心灵之光、坚执之气。她的笔触绕开她惯常的准成功的俗男雅女，从晦暗的身体和狂欢的欲望走出，走向民间，走向人群里的小人物小故事，天地宽广，却贴近心灵，根植人性。《美丽嘉年华》以女性的关怀述说了一位下岗离婚的家务钟点女工卑微的生活愿望——也想拥有女雇主一样的口红，一生朴实的女工毁于一念之差，在公车上把手伸向她人的包。小说的结局，止于派出所电视正播放的城市嘉年华会上，那份迷幻的拜物狂欢连同女工一直被物质挤压的无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辛辣的讽刺，于是，小说由此延伸它锐利而绵长的寓意。锦璐书写着自己对这些日常生活、人之常情、生命碎片的种种发现，书写着自己对人物理解和细节描述的真切，书写着自己对女性柔弱而坚执心灵的独特想象和同情。锦璐以一种朴素复杂的现实情怀不断挑战自我，实现了向新的写作领域的开拓，实现了以情感穿透故事的新突围，相信她还会以更为精妙独特的精神书写，寻求叙述新的可能性。
尽管，广西青年作家两度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擦肩而过，但继映川2004年入围之后，2005年度李约热再次成为角逐该奖项最后三位青年作家之一，而且，他们的师长东西还荣获该年度小说家奖。近日，李约热的小说集《涂满油漆的村庄》入选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启动于1996年，旨在扶持中国青年作家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7年卷”，成为广西进入此项目的第一位青年作家。在为李约热赢得最初文学声誉的《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广西文学》2004、1）之后，到《李壮回家》（《上海文学》2004、6）、《涂满油漆的村庄》（《作家》2005、5），到《巡逻记》（《广西文学》2006、5-6）、《青牛》（《上海文学》2006、8），从容写作的李约热完成了一个从以隐喻虚拟自己精神世界的聪明的写作者，到渗透着自己现实经验与生命体验思考的尖锐而朴素的精神叙事者。这条成长之路，凸显在李约热对那些留在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人生的深切关注之中，凸显在他对这片正在凋敝的乡村故土中丰厚复杂的乡村伦理和人性的独特发现中，而其中最具人性深度和宽度的是短篇小说《青牛》。《青牛》入选多种2006年度小说选本，获2003-2006年度《小说选刊》优秀短篇小说奖。
作为乡村计划生育工作队队员的“我”，为了拔掉全乡的超生“钉子户” 蓝月娇，雪几任工作队员之“耻”，在几次夜袭抓蓝月娇未果之时，强行牵走了蓝家唯一的家产——一头青牛。蓝月娇为牵回青牛，满脸悲伤地主动去乡卫生院进行计生手续。几天后，当看到蓝月娇的丈夫在菜场卖那头几经折腾而病倒的青牛肉时，才醒悟到牵牛时同事借故离去的原因——谁也不忍牵走蓝家生存的命根子，才醒悟“我不是一个好人”，“我”的少不更事把一个贫困家庭推到生存的悬崖，而这个家的主人——那个在乡卫生院抱着“我”痛哭的、正在卖牛肉的蓝月娇丈夫，却只是对“我”笑笑。这便是乡村生存的忠厚伦理，这便是无奈中生命的宽度，悲凉而又乐生，尖锐又宽厚。由此，我们真切触摸到一位渗透着自己现实经验与生命体验思考的尖锐而朴素的精神叙事者的疼痛，这是李约热的疼痛，更是现代乡村的疼痛。作者在深厚的乡村伦理中，发现和体验到生命的宽度和深度。故事始终没有失于表象的叙述，没有止于对乡村权力粗暴的质疑，也没有姑妄对“计生”的肤浅评判，作者用心的是把笔触顽强地掘入人物的心灵，掘入乡村深厚的伦理，更掘入人性的自我反省，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深度和宽度的叙述是以一种根扎泥土的乡俚俗语般的白描实现的，那一个个富于个性化的朴素而精致的细节，活泼泼展示的却是乡村最普通也是最怆然的生存图景，它们抽丝般拉长 “我”对蓝月娇一家深深的歉意，那歉意已深植中国广袤的乡村，挥之不去。
挥之不去的还有深根的乡村伦理，以及乡村伦理得以维持的灵魂人物，如他笔下的覃乃贵（《巡逻记》）、李约热的都安同乡潘红日《说事》（《广西文学》2006、5-6）的刘叔等，他们不仅是乡村繁复关系的平衡者，更是寻找自我向善之心的鞭策者，《说事》的层层设悬、步步问心，尖锐而宽厚、淡定从容犹如刘叔，中和却绵里藏针，散发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和人性光辉。此外，都安人潘莹宇、吕成品、周龙等人的小说同样富有才情，他们正以各自的文学品性丰富着令人注目的都安作家群。
在全球化背景下，呼唤本土化叙述成为中国文坛2006年的热点话题，“漆”诗歌沙龙“五君子”之一的朱山坡却在两年间，一手写诗，一手在报刊发表的十余部中短篇小说中，书写着他的乡土经验，并引起文坛关注。朱山坡的精神原乡——米庄，是一个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城乡结合部，他站在这群与他血肉相连的质朴善良、浮躁功利而又充满活力的乡民内部，抚摸着他们残损的乡土世界、麻木而乐生的灵魂，朱山坡疼痛难已，他以漫画般生动粗砺的叙述，书写着今天乡村的精神困境和希望。尽管他的创作还有不稳定因素，但他的“米庄”系列鲜明的粤桂地域的文化色彩，充满原乡况味和野性隐忍的小说气质，无疑显示了作者对本土化叙述的自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我的叔叔于力》（《花城》2005、6）和《跟范宏大告别》（《天涯》2007、3）。
娶不起媳妇的叔叔于力，天天勤于地头，梦想以满地的芭蕉换媳妇，在蕉贱伤农的绝望中，于力领回一个他巧遇的来自大城市的疯女人，他无比珍惜并竭尽心力呵护女人，治疗女人，为筹集医疗费，甚至不惜为人抬棺材，到医院抬尸体，他只想有个家，这是乡村最基本的伦理。女人一天天好起来了，并恢复了记忆，城里的丈夫也终于找到失踪多年的女人并把她接走，然而，女人根本不记得自己与于力作过夫妻，并生了个孩子。于是，悲凉不期而至，这个怨天尤人的卑微蕉农，经历用自己血汗钱体贴入微关爱疯女人为其治病的生存挣扎，作为一个父亲，于力再也回不到起点；然而，于力在生活的挣扎中散发的人性光辉，于力的故事弥生出从米庄而升的水土气息、人性之根和生命的温情，自然也温暖催化着年少的叙述者“我”的成长。可惜，朱山坡没能把在此小说刚刚开始弥漫的悲惨绝望适度把握，他以惊人的速度，一年内又发了近十个中短篇，年轻的他对人性与世界充满怀疑和悲观，他期望站在乡民的内部，写出乡民灵魂的真实性，“写出他们像牲口一样活”的生存困境，然而，在戏拟与反讽中，有欠沉静的朱山坡没有把握好荒诞美学这一审美尺度，他“将正常的世界扭曲给人看”的自白，以及在变形中走向极致的愿望，却因变形用力过度，让扭曲变态和罪恶削弱了人性与情感的力量，削弱了此前“于力”的生命暖意和作者对苦难的疼痛。真正的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关注精神，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书写苦难并非目的，而在于人在苦难中的尊严，在绝望中对温暖的怀想和渴望。《山东马》（《青年文学》2006、2）、《空中的眼睛》（《山花》2006、3）等等，都不同程度地留下朱山坡技术削弱情感的遗憾。所幸的是，对文学虔敬的朱山坡终于放慢了过于急切的脚步，读书思考与良师益友对话，直到近日的《跟范宏大告别》，同样的民风淳朴，同样野性气质的“米庄”，同样注重建构小说的寓言，一个面对死亡拷问人性与世事的寓言，但他以诚实的笔，并更多更深地向现实的内核和人物心灵的深处开掘，而且饱含感情、从容干净，细节精妙可感。阙天津、黑寡妇、范宏大尤其丰满动人，他们在阴差阳错的命运挣扎中，却始终维系着深厚的乡村伦理和人性的宽容，他们遮蔽在日常生活里的情义拯救了朱山坡此前小说对善的绝望。曲折前行的朱山坡终于在残损的乡土世界中，发现和表现了生命的温度、宽度和深度。至此，故事与人物择善而生，坚韧而长。至此，朱山坡在根扎精神原乡的探索中，发出了自己日渐独特成熟的声音，相当不易。
如果说诗人出身没有给朱山坡的小说创作刻下明显标志，诗歌却赋予诗人黄土路的小说一抹诗性。土路尽管写了很长时间的诗歌和小说，却属于那种比较讲究和追求极致的作家，因而作品都有所追求（尤其形式的实验）而数量有限。他的创作大抵关注的是城市里不同角落的外乡人的境遇和心态，以及乡村生存和精神的荒芜。无论是流落在城里的乞丐，无从着落的《年夜饭》（《广西文学》2006、5-6），还是从神话走出来的被颠覆了的田螺姑娘（《桂村的田螺姑娘》见《长城》2007、1），甚至城里熟视无睹的《垃圾桶》（《天涯》2004、4），渴望被二手《洗衣机》（《青年文学》2005、4）不断洗脑的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城里人，都在土路的笔下活出各自的焦虑、精神困境和出路。土路看到了人的困难，困难到令人产生“信”与“不信”危机，因为连神话中因美善而幸福的田螺姑娘，在现世也不幸沧桑。人类的福地何在？强烈的怀疑精神使他上下求索，因而他的小说里，人和环境充满张力，故事与结构与语言不断陌生化，尽管有时生涩，尽管作者熟人名字时而登场，我个人认为这对他小说的丰富性是一种消解，甚至还想土路对文本间性和实验的兴趣是否在损伤其精神维度。但土路对人性的处理宽容而节制，诗意的触丝尖锐却有温情，文笔从容沉静，字里行间充满着他对底层人群命运的悲悯和思考，颇为独特还见精神和诗性，难能可贵。
同样与黄土路长于写小人物的，还有橙子（陈大明）。近年橙子在《花城》《山花》《青年文学》等刊发了不少书写那些卑微的生命以及他们在城与乡被挤压的生存。在生活的困境中，处于底层的小人物像热锅的蚂蚁，不停地下岗寻求再就业，不停地进城做淘金梦，不停地找城里姑娘结婚以改变乡下人身份，不停地挣扎。表面上，他们只是生活中最平凡普通的现实。然而，橙子的笔并不止于画出系列的小人物，并不止于写出小人物们的困境与追求、挣扎与梦想，我们从程齐（《麻将》见《青年文学》2007、5）想以赌博来改善下岗境遇的妄想中，从田鸡（《田鸡的爱情》同上）宁可牺牲自己的爱情委身城里捍妇的投机等等，看到橙子是想描述出生存背后国民性格的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相信橙子让他的人物走向心灵的努力，会使他的叙述也走向节制、从容和丰富。此外，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且时有佳作的庞白，出版了多部儿童文学作品的王勇英等等，都从各自的文学土壤出发，以精神穿越写作，艰难地以各自独特的声音对时代发言。
以年轻小说家看广西青年文学，不仅仅便于评论，更在于他们不断的自我发现和骄人的创作，使我真切感受到他们内心日益明晰的文学理想，感受到他们在接续来自陆地、韦其麟，来自东西、鬼子等广西文脉的努力；感受到广西文学新一代拔节生长的声音，这正是广西文学的活力和希望所在。
(见《南方文坛》2007、4)
（阅读次数：）
|
| 上一篇：人性的悖谬 下一篇：华文文学巡礼②•广西篇：在现代性的焦虑中突围 |
|
[ 收藏]
[ 推荐]
[ 评论(0条)]
[返回顶部]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