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西北作家群”现象自二○○○年十二月在广西河池提出至今已逾六年。六年多来，作家和评论家怀着饱满的文学热情，对这一文学群体进行了大量的、持续的给养，并取得了显著且丰富的创作成果。在“作家群”高涨的创作激情的推动下，这一群体也进入了非常活跃的阶段。及时回顾这一群体的创作历程，跟踪关注这一群体的当前状况，对进一步探讨桂西北文学及形成文学史料具有非凡的意义。

　　一、桂西北作家群及其研究概况
　　作家有一个发现和塑造的过程，而作家群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对此研究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六年多来，文学界、评论界和学术界关于“桂西北作家群”的研究情况及其特征，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广西作家协会、河池师范专科学校（今河池学院）联合举办桂西北作家群研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桂西北作家群”。二○○一年，《南方文坛》等杂志发表研讨会的文章，论述“桂西北作家群”的作品，宣传这一个大石山里不懈探索的文学群体。
　　第二，“桂西北作家群”的研究，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一是起步阶段（二○○○年十二月至二○○一年三月）。“桂西北作家群”的提出引起中国文坛瞩目，在广西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文学界和评论界在认识的过程中，开始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光明日报》、《广西日报》、《中国艺术报》、《文艺报》、《文学报》、《南方文坛》等报刊，就先后发表了张燕玲、唐正柱、石一宁、杨长勋、陈学璞和陈雨帆等学者的文章。虽然这一阶段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研究工作带有很大的开创性和学习性，但是，这已经能够反映出文学界和评论界对新生代作家发觉的敏锐性。
　　二是深入阶段（二○○一年四月二○○五至年三月）。“桂西北作家群”原创佳作迭出，频频获奖，据原作改编成的影视作品开始热播，特别是“80后”作家二○○四年起无比积极地投入，标志着这一群体在队伍原有基础上形成了“海陆空”冲锋的阵容。文学界和评论界对这一时期逐渐涌现的新人新作给予了积极的扶持，马相武、邵健、徐肖楠、黄伟林、洪治刚、樊星、陈晓明、李敬泽、汪政、晓华、王干、丁帆、阎晶明、陈思和、程文超、冯敏、贺绍俊、张颐武、李建军、白烨、陈国和等评论家先后撰写和发表了一批关于新人新作的文章。
　　三是高潮阶段（二○○五年四月以后）。河池学院成立了桂西北文学研究所，十余位专兼职研究员常就桂西北作家的作品研究，进行有益的探讨。学术界和评论界根据作家们的新作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对这一群体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由该院温存超老师主持的《广西新时期文学作品选读》新课程建设，顺利成为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十一五”第一批立项项目，这对于提升桂西北文学的格调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这一研究过程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发现，“桂西北作家群”现象的研究有一个非常明显而又富有意味的现象，即：研究的逐步深入与作家群的提出和发展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现象在广西文学的研究中是没有出现过的。
　　第三，“桂西北作家群”现象研究中的成果。
　　首先，报纸和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检索《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二○○○年至二○○七年三月（数据库截止时间），检索词为“桂西北作家”和“广西三剑客”的文章有二百○六篇，检索词为广西作家“潘琦”、“东西”、“鬼子”、“凡一平”的文章共有一千二百二十篇。
　　其次，近六年来各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数部涉及“桂西北作家群”成员的研究论著。如黄伟林的《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中央编辑出版社二○○四年一月版）、李建平的《广西文学50年》（漓江出版社二○○五年四月版）、温存超的《秘密地带的解读——东西小说论》（台海出版社二○○六年十月版）等等。
　　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宣传“桂西北作家群” 现象，河池学院报请广西区教育厅建立“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基地”， 于二○○六年四月获得通过，并被批准为广西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基地十月十九日正式挂牌负责人由河池学院党委书记银建军同志担任。这对桂西北作家后备力量的积蓄和桂西北文学研究阐释的细化，将产生积极影响。
　　考察“桂西北作家群”成员生长和活动的地域，发现均在广西河池市一带，该市地处广西西北部，水源丰富山峦跌宕，境内有壮、汉、瑶、仫佬、毛南、苗、侗、水等八个世居民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兼容，在多彩的地方民俗和丰厚的民间文化之中，多彩的歌圩文化和神秘的铜鼓文化交融孕育出了先进的本土文化——红水河文化（它属稻作文化类，文化特征上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坚韧性、民族性等特点，属广西主体文化）。生长在这里的作家们大胆开掘文学本土资源，创造性继承民族传统的同时常以新颖独创的方法解决创作中遇到的问题，通过激活本民族开放的、兼容的、现代的思维方式，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内部联系，在此基础上产生新颖的、独创的、有社会意义的文学成果。作家思维能力的独特容易产生新奇的、独特的文学表达形式，和关乎中华民族的深刻思索，这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使得作家群有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和相近的艺术风格，即后现代文化的异质性。加之桂西北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使作家具有了创造性人才的人格特征，即：敢于冒风险，有好奇心，有理想抱负，对复杂奇怪的事物会感受到一种魅力……。“山尖尖，筷尖尖，笔尖尖。”（潘琦语）是对桂西北形象的概括，“桂西北作家群”的出现则是这种文化迸发的优势力量。

　　二、作家群主要成员及新的变化
　　（一）创作形成的时代背景
　　文学界和评论界大都认为“桂西北作家群”创作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当时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新变化有关。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间，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西方文化的涌入、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的号召催起了作家书写新生活的热情，风云际会的时代，社会、人心和环境发生的变化在哲学、政治、宗教、社会习俗、民族心理等方面深刻地作用于不同作家的创作实践，造成作家们创作方式、文学观念、审美情趣由传统向现代的演变。在这演变进程中伤痕、反思、改革、乡土、寻根、先锋、新写实等文学主张的产生极大地激发了文学创作的活跃、不同群体及流派的竞争。甚至在经济发展滞后，生活水平低下的桂西北地区，“文学的表现异常‘顽固’，不为经济所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黄祖松语）。这“桂西北作家群”的兴起正是在此“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历史潮流之中。“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培养出这个地区文人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欲望和充沛的艺术想象力，他们的作品无不打上这种贫困生活的深刻烙印”（黄伟林语）。
　　（二）代表人物和中坚力量
　　关于“桂西北作家群”成员的认识和研究，文学界和评论界基本上是随着这一群体的提出、发展和壮大，逐步由浅入深的。从包玉堂、潘琦、蓝怀昌、蓝汉东、韦启良，到石山浩、杨克、常剑钧，再到韦俊海、李昌宪、任君、谢树强、华南……他们以刚健、清新的风格写作，直面底层苦难的勇气和高尚的人道情怀，创作了一批经典的优秀作品。在峥嵘岁月里，经过时光不断地淘洗，至今，活跃的新一代作家的核心主要是在东西（田代琳，一九六六）、鬼子（廖润柏，一九五九）、凡一平（樊一平，一九六四）等三位小说家身上，围绕着这三位如日中天的代表人物进行研究后，对桂西北其他作家的了解又更进一步，通过阅读各自作品大体得知这第一阵是：红日（潘红日，一九六四）、吕成品、龙眼（周龙）等；这第二阵是李约热（吴小刚，一九六七）、黄土路（黄焕光）、何述强等；这第三阵是潘莹宇（一九七三）、王卓、黄坚、韦佐、谭自安、韦依、甘谷列、黄格、杨合、韦超然、阳崇波等；这第四阵是蓝晶莹（一九五九）、蓝瑞轩、陈福国、周敏、石雍、蔚鍠（蓝蔚鍠）、覃涛等；这第五阵是：燕红君（卢艳红，女）等云游在网络上的……
　　上述这些人物里，有十一位是广西区党委宣传部签约作家，有十三位作家是出自特困县——都安（布努瑶族创世祖先密洛陀的故乡）。对这个特殊的集群广西评论界非常关注，张燕玲认为，“他们是一种根性的写作，他们的根扎在都安大山里。因为他们的笔下都不同程度地充满了对都安各民族和土地的敬畏、对故土和亲友的温情、对生存困难的疼痛、对城市感觉和乡土经验的把握、对人性复杂性的开掘、对精神灵地的探索。我们知道他们抒写的人文地理中的情绪从何而来，又到哪里而去。这个根是都安的山里魂也是都安多彩地域的民族文化”。[i]作家们异彩纷呈，循环递进的创作，对桂西北文学作了丰富而又有营养的个性调和。系统对他们作品的阐发，无疑是对桂西北文学思想内涵的丰富，进一步发掘他们文学思想的背景和根源，将会更加接近文学的本质内涵；进一步弄清这一些内涵，对构建文化广西，追溯“百越文化”创造百越境界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三）作家群中的新生力量
　　“80后”作家的表现方式，文学界和评论界有一个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不过，二○○四年在“80后”作家的起步阶段，有些作家及评论家已经开始给予关注。马原认为，“他们的写作已经呈现出和八十年代那批先锋作家一样的势头，一样的扎实、沉重，甚至还有他们所不具备的东西。”[ii]白烨认为，“80后”作为“当代文坛日益崛起的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是延续着‘70年代人’的脚步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的一支文学新军。”他进一步指出，“‘80后’写作欠缺引人瞩目的重头作品”，“他们的文学活动与影响游离于主流文坛而更多地仰仗网络媒体和靠近图书市场”“他们生活和写作于一个越来越商业化和媒体化的社会文化环境，要警惕市场化的左右和时尚化的影响。要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让自己的文学理想在相对纯净的天地里徜徉”[iii]。但是，这股写作热流并不是迅速就登陆广西的，它在迅速膨胀中分裂出无数块来，通过网络去得到网民的认同，特别是“桂西北作家群”中“80后”的出现正是回答了广西文学在新的发展阶段“与时俱进”“文脉不断”的问题。若以张柠主编的《2005文化中国》（花城出版社二○○六年一月版）一书序言里所说当代“功能型文盲”的标准（一是不能识别现代社会符号的人，比如网络流行用语、手机短信、时装体系、Flash、Blog等；二是不能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交流和管理的人。）来判断 “桂西北作家群”中“80后”的实践行为，则是“先进”的、是与全国“80后”写作“同步”的。
　　“80后”作家是文学界的后起之秀，对他们的关注和评价须以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为支点和重点。倘若“一些读者对文学的需要并不是文学本身，不是精神的、价值的、审美的和营养的，而是刺激、惊险、凶杀等东西，这些不是文学，而是文学的敌人和对手。”（汤吉夫语）这里的“敌人”、“对手”，对作品构成的贬值在优秀作家面前完全是不堪一击的。就此来看 “80后”作家中，已经有半数“牺牲”在浅薄和丑陋的“敌人”脚下……
　　“桂西北作家群”中以网络写作的创作和表现方式参与的“80后”作家，他们的作品往往有鲜明的现代感和强烈的娱乐性、针对性。他们这一潮是：费城（韦联成，一九八四）、卜安（黄甫安）、牛依河（黄干）、何不言（何兴中）、班少华（班华俭）、乌丫（黄忠免）、苏华永（苏法勇）、张阳耀、黄雷、谭慧娟（女）、唐朝（黄文富）等，上述写作者多数选择诗歌创作，如费城的“乡愁”、卜安的“感伤”等艺术表现已经初具特色。网络提供了自由、多元的空间以发表他们个人的作品和言论，但网络归根到底是虚拟的家园，能及时从虚拟世界的“神话”转移向传统纸质文学刊物的“80后”作家依然不乏其人，这一波是：费城、韦文君（女）、甘应鑫（一九八三）等，他们三人分别钟情于诗歌、散文、小说创作，从二○○五年十一月发表的《思乡的石头》（费城）和二月发表的《无羽之鸟》（甘应鑫）等作品中已初见潜质，前者灵动的诗句中不时泛起哲理的光亮，后者在“一种有强度的情感叙述中让人感受到不同时段里理想、梦想和爱的神奇力量”（徐妍语）。
　　在接踵而来的“90后”女作者之中：甘玮、韦茜茜等，她们凭借丰富奇异的想象力而出类拔萃……
　　这些“80后”往往出生在偏僻的乡镇或城乡的结合部，求学在喧嚣的城市或寂静的小城，工作在偏远的城镇或繁华的都市，他们既有对自上而下社会弊病的批判，又有对美好社会人生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他们既有务实的人生态度和激进的个人行动；又有修身养性的强烈的人生愿望。这些特质和与他们创作的精神实质有着丰富内在的联系，表现在这些准诗人和准作家的作品之中，则是，或以张扬的个性，抒发浪漫的情思和青春的憧憬；或是以高度的力感，赋予矛盾的世界和多变的人生以审美的意义……“80后”作家这些显著的美学特质使日渐丰厚的广西文学在整体格局上愈加朝气蓬勃。
　　（四）创作实践和最新动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东西和鬼子分别以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一九九六）和《被雨淋湿的河》（一九九七）获得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潘琦和蓝怀昌分别以散文集《琴心集》和《珍藏的符号》获全国第五、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凡一平以长篇小说《跪下》一度成为畅销书，标志着桂西北作家在中国文坛的强势崛起，他们一直站在文学创作的前沿，团结着一支有生气的作家力量，并以自身的影响力引领桂西北作家汇入中国文坛。
　　近三年来他们向读者奉献出来了长篇小说《后悔录》（东西、二○○五），《顺口溜》（凡一平、二○○五）；中篇小说《大年夜》（鬼子、二○○四），《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李约热、二○○四），《黑夜无人叫我回家》（红日、二○○五），《向阳生产队》（吕成品、二○○五），《面子问题》(龙眼、二○○五)；短篇小说《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东西、二○○四），《青牛》（李约热、二○○六）；微型小说《上路》（蓝瑞轩、二○○四）；散文《两种生意同时做》（何述强、二○○四）；诗歌《生活的灰尘》（黄土路、二○○四）等广受欢迎的优秀之作。其中，对《后悔录》的发表和出版，学者和读者普遍地给予了关注。大多数学者和评论家都从艺术性的角度对《后悔录》思想内涵和表现手法进行了探讨。认为，《后悔录》书写了一个小人物曾广贤在禁欲和纵欲的年代里，用一生来犯错，又用一生来后悔的荒诞经历，并在新的叙事难度下为个人的不幸作了巧妙辩护。陈晓明、郜元宝、南帆、谢有顺等学者也都认为《后悔录》是“东西的标志性的作品，甚至，是新生代小说家开始正式登上最为重要的历史舞台的标志”。[iv]孟繁华认为，“《后悔录》对人物心理的处理几尽极致，那种极端化的环境设置，也显示了东西敢于挑战极限的勃勃雄心”。张颐武认为，“《后悔录》好像实验性的作品，但非常饱满，情节性强”。阎晶明认为，“《后悔录》在小说叙事上的成熟老道令人欣慰，对历史的反省具有从容道来、自然妥帖的特征，这是年轻一代作家可以不依赖叙述技巧而展示表现力的一个有力佐证”。[v]贺绍俊认为，“《后悔录》是关于性的小说，可是小说的意旨却与性相去甚远。这大概也就是纯文学与俗文学的区别所在”。[vi]张燕玲认为，“这是一个关于身体一直都无法成长的故事，无奈痛悔，荒诞奇崛；这是一部穿越身体直问本心的小说，迷失破败，绝望希望”。[vii]随着对小说解读和传播的深化，有学者认为“《后悔录》中的每个人，都自成一个故事，甚至包括那条小狗”。[viii]王尧认为，“《后悔录》对他来说是个重要突破。他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来叙述一类人的精神史，在叙事上构建了新的叙述‘圈套’”。[ix]也有学者就小说的瑕疵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邵燕君认为，“《后悔录》主人公总是在重复一个模式：一错再错，悔了又悔，却无力逃出窠臼。这构成小说发展的动力，也形成了语调和逻辑的惯性，从头到尾都在一个平面上滑行，无论是立意还是叙述都没有变化。尽管东西的描写颇具质感，语言也相当幽默，仍然令人难以摆脱阅读疲劳。或许以中篇的方式进行这样的写作尝试胜算更大一些”。[x]在二○○五年冬季前后很多评论家，如洪治刚、吴俊、黄伟林等纷纷发表文章，论述了《后悔录》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创新等问题。
　　（五）作家群的历史地位（暂略）

　　三、创作进展及需关注的新问题
　　六年多来，“桂西北作家群”的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重大的进展：（一）各种作品数量逐年增多，二○○五年更是进入了一个长篇小说创作高峰期，这与广西文坛提出“从中短篇创作向长篇小说转移”的战略决策是分不开的，即文学紧密配合了构建文化广西的形势，在纵向、横向和内向等各种社会因素的交叉点中发展变化着。（二）创作题材不断拓展，涉及到的领域越来越广，从乡村到城市，从文革、改革开放到国企改革、农村改革，从乡镇干部到都市女性、大学生等广泛的领域，这些作品反映了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情态变化。（三）创作上对社会人生的洞察和剖析越来越深。比如东西的小说《后悔录》由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写到九十年代后期，对禁欲到纵欲年代的精神实质（“后悔”问题）作了深入的追问。（四）文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地方文学刊物《河池日报· 文艺副刊》、《河池文学》、《宜州文学》、《南丹文学》、《都安文艺》、《丹凤》及校园文学刊物《南楼丹霞》等持续的出版，网络文学论坛“百越南楼”、“广西诗人在线”、“乌合诗社”、“都安青年文学”等相继的出现及创作者开设“博客”的兴起，使创作和研究队伍的逐步扩大，使“桂西北作家群”囊括了各个层次各年龄段的作家和作者，后劲和冲劲较足，能够保持可持续的发展。
　　当然“桂西北作家群”的创作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一）创作者的学识修养存在不足和差距。有的作家有契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创作上通过不断阅读以自救；有的作家对写作诚心、专心和耐心不够又不善于反省和自我调整，抱残守缺，相互贬损，文品和人品滑向粗鄙的一极……。（二）创作人数较多，有较高水平的作品较多，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质次的作品，如语言缺乏想象、叙述缺乏活力、故事缺乏人物等，加之散文、诗歌的创作严重滞后，报告文学创作的大而不当等等。（三）重复别人和自我重复现象大量存在。在检索、浏览、研读关于桂西北作家的作品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缺乏特色和新意的“积压品”，结构和内容等方面屡屡重复。（四）创作者缺乏对现实生活和人生际遇的关注和思考，人性关照和美学表达缺乏人文精神的理性。（五）创作集群的出现与全国同期相比晚了十年，群体中守土作家的创作进度和质量在短期内赶得上，已经显露出难点和苦色。（六）创作与评论本是同步并进的，创作发现世界的美丑，评论辨别作品的优劣，面对四十多位作家的作品，本土学术界和评论界的声音过于停滞和屏声息气等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桂西北作家创作上的进一步提高。正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坚信，在构建文化和谐的大好形势中，在认真总结后的执着前行中，必将显示出我们“桂西北作家群”和谐而精粹的亮色！ 


注释：
　　[i]张燕玲：《山里山外——〈都安作家群作品选〉杂感》，《广西日报》2005年12月19日。
　　[ii]马原：《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序》，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5月版。
　　[iii]白烨:《新的群体 新的气息——〈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8月版。
　　[iv]陈晓明：《身体穿过历史的荒诞现场——评东西的长篇〈后悔录〉》；郜元宝：《可笑的智慧——读东西长篇新作〈后悔录〉》；南帆：《诱惑和恐惧——读东西的〈后悔录〉》；谢有顺：《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兼谈东西的〈后悔录〉》；均发表于《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v]舒晋瑜:《2005文学阅读报告》，《中华读书报》2005年12月29日。
　　[vi]贺绍俊：《长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3期。
　　[vii]张燕玲:《身体的荒诞史 人心的后悔录——读东西的长篇新作〈后悔录〉》，《文艺报》2005年12月13日。
　　[viii]付艳霞：《〈后悔录〉和〈兄弟〉之对比》，《南宁日报》2006年2月26日。
　　[ix]王尧：新浪网·读书，2006年4月11日。http://book.sina.com.cn 。
　　[x]邵燕君：《〈北大年选· 2005小说卷（点评本）〉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初稿于华中师大
　　  二○○七年三月十五日修改于武汉文联